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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故言悖（贝）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1】人人生来本心同，自知有此可谓德。君子以德施政教，对民莫以德苛责。
这里这个“是故”，与“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一样，都是从“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而来，所引发出来的道理是“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过，与前者又有所不同。
不同何在呢？“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直接从“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而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则是从是否违背“与民相同之心”而来，亦即人人得之于天的“本心”。
“德”与“与民相同之心”又有何不同呢？虽然任何人生来都有“得之于天”的“本心”，但是，有的人知到，有的人不知到。不管是否知到，这个“本心”都存在。即使是后来被外在事物层层蒙蔽了，也只是“本心”被蒙蔽，而不是失去了。
如果一个人始终不知到自身的“本心”，那么，虽然天赋予他“本心”，他自己也得到了，那也只能说像没有“得到”一样，很难称之为“德”。就好比父母给孩子留下了宝藏，可是孩子根本不知到有此宝藏，那么，只能说似有而实无。
一个人，只有自己知到其“本心”，而且通过修养，而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本心”不偏、不被蒙蔽，从而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这才是“有德”。“德者本也”，就是指这样的“德”。
“与民相同之心”，所指的则是人人生来就“得之于天”的那个“本心”，而且不管是否自己知到这个“本心”的存在，不管这个“本心”是否后来被蒙蔽了。也只有这个“本心”，财有可能人人相同，所谓“絜矩之道”就是以此为前提和根据。
君子治国，必须有德；君子在君臣之位，应该通过教化而使众人修德。但是，无论君子是否在君臣之位，都不能要求他人必须是君子，也不能以君子的标准去要求他人。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是修养；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人，是苛求。
换句话说，君臣在设定政令、施行教化的时候，应当追求的是无不“从德合道”，但是，所设定的政令和法度，却要依据“道德底线”。从治国上来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以礼为底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刑为底线。
【2】己言己行悖本心，此是自己种恶因。不知本心或逆心，无法与民同其心。
所谓“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不应该从“因果报应”来理解，因为圣人不是用“亦悖而入”、“亦悖而出”来威胁人们避免“言悖而出”、“货悖而入”。不过，如果人们能因为有所畏惧而不敢妄言、贪财，也不错。
不应该从“因果报应”来理解，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呢？“言悖而出”是“亦悖而入”的“因”，“货悖而入”是“亦悖而出”的“因”。只要避免有此“因”，也就能避免有此“果”。所以，能从“因”上做功夫，才是最好的方式。
何谓“言悖而出”？从个人来说，所说的话违背本心、不顾良心。从君臣来说，所制订和颁行的政令和法度违背天理、人情。何谓“货悖而入”？无论是为自己聚财，还是为国家聚财，凡是取其所不当取，或者所取超过其所应取，便是“货悖而入”。
“悖”是何义？《说文解字》说是“乱也”，《玉篇》说是“逆也”。所谓“乱”，是指不明“本心”，信口开河，任意而行。所谓“逆”，是指背离“本心”、违心而行。因此，其中包括|“无知者无畏”和“明知故犯”两种情况。
任意而行，是自己的心被外事外物所左右，不知自主，也不由自主，犹如遇到诱惑则偏于左，遇到威胁则偏于右，即使有暗合“本心”之处，也自己不知。违心而行，是自己在名利、得失、生死面前，贪图名利、患得患失、贪生怕死，因而丧尽天良。
“言悖而出”和“货悖而入”，无论是因为“无知者无畏”还是因为“明知故犯”，其结果都会趋于“亦悖而入”、“亦悖而出”。因此，君子必须“知本心”、“守本心”，言行都要合乎“本心”，只有这样，才能行其“絜矩之道”。
【3】私情私利动人心，如此动心悖本心。君子不知絜矩道，利乐亦难得人心。
为何“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为何“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既然自己不知“本心”，或者有意违背“本心”，那么，言行背离了“本心”，也意味着背离了人人相同的“本心”，在此情况下，纵然有相同的私情、相同的私利，其心也不相同。
何谓“本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这四者就是“本心”。一个人的言行违背了这些，一个国家的政令、教化、法度违背了这些，是任何人都会反感的。使人因此而一时获得“快乐”、“利益”，也只是一时之间被“快乐”和“利益”所陶醉。
家长在家庭之中，说话做事是为了家人的私情和私利，那么，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孩子说话和做事也容易出于私情和私利。当有朝一日孩子的私情私利遇到与家长的私情和私利相冲突的时候，孩子也会从私情和私利出发，去对待家长。
在国家之中，国君的政令、教化、法度不是从“本心”出发，而是从私情、私利出发，那么，也会使国人去追求私情、私利的满足。如果国人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怨恨之情，甚至为了达到满足而违背“本心”，做坑蒙拐骗之事、杀人越货之事。
即使国人的私情、私利得到了满足，也会因为虽然得到了身体的享受，却得不到内心的安宁，因而对国家不满，从而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想要离开自己的国家，携带着所得到的财富跑到国外去享受，如何能“有人”呢？
言行从“本心”出发，国家的政令、教化、法度从“本心”出发，则必然是“仁民爱物”的言行、“仁民爱物”的政令、教化、法度，纵然家人、国人遇到了家庭、国家一时的灾荒、威胁，也能因为知到“礼义”而齐心协力地共度难关。
家人、国人怨声载道，也就是“言悖而入”的表现；家人、国人纷纷想方设法携带财富离国而去，也就是“货悖而出”的表现。要避免“言悖而入”、“货悖而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避免“言悖而出”、“货悖而入”。
言行出于什么心，不是别人所能管得了的。人们能管的，只能是由言行而导致的灾难、罪过。然而，惩罚罪恶之权掌握在君臣手中，因此，庶民犯罪尚可以用法律惩罚，掌握大权的君臣由谁惩罚？为此，君臣不能不是君子，亦即不能自知本心、守本心。
【4】先说言而后说货，言从心出变为行。巧取豪夺聚财富，人心风俗遇灾情。
为何这里先说“言”，而后说“货”？因为“言为心声”，内心不知“本心”或者违背“本心”的时候，首先表现为背离“本心”之言语，而后落实为背离“本心”之行为。有的人不通过言语说出来，而直接做出行为，那也是内心先有“自言自语”。
为何在说“言”的时候，先说“出”而后说“入”？因为言行出于自己之口，而后能使人听到，这就是“出”。俗话说“祸从口出”，所以，君子之言语不能不谨慎。言语的谨慎如果是凭借外在的节制、理性的制约，不如凭借自己内心的德行修养。
从说出话来，到影响他人，再从他人反馈回来，虽然时间有长短，但终究有个过程。如果是“言悖而出”，那么，君子可以不“悖而入”，但是，君子会为因此而造成的国民不安而伤心，庶民则会因为由此而对他们造成的身心伤害而怨恨。
为何在说“货”的时候，先说“入”而后说“出”？所谓“货悖而入”就是通过“巧取”或者“豪夺”的方式“聚财”，而“货悖而出”不是“散财”，而是“失财”。“巧取”之害不易见，而且其害的显现比较慢；“豪夺”之害易见，而且其害的显现比较快。
如果“巧取豪夺”的是他人财物，其罪容易被人们所知；如果“巧取豪夺”的是天地万物，其罪则不容易被人们所知。而且，“巧取豪夺”的受害者，不仅仅是被取被夺的人和物，即使是“巧取豪夺”者本人也是受害者，而且害其“仁义之心”，败坏社会风气。
以“不义之财”养其家人，无可能“齐家”，反而会败坏其家人之心性，使之难有孝悌慈之心，更难有仁义之行；以“发家致富光荣”号召国人，无可能“治国”，反而会使国人“饱暖思淫欲”，把国人引向“利令智昏”、“奢侈享受”的歧路上去。
孔子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5】天地大德在于生，大德在位民康宁。莫贪一时之富利，惟以絜矩之道行。
《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有德者身居君位，需要秉承“天地之大德”，使庶民能够生生不息，身心安宁。
不仅要使自己生，而且能使他人生，能使千秋万代的子孙生，能使万物生。为了自身富强而不惜危害他人，是“以邻为壑”；为了一时富强而危害后代子孙，是“断子绝孙”之计；为了人类的奢侈享受而不惜危害万物，是“自私自利”。
以“圣人之道”治国，则必须“举贤任能”。贤者居君臣之位，然后能保证政令、教化、法度合乎仁德，才能“国泰民安”。而不会以利诱民、媚俗，不会以严刑峻法胁民、虐民，不会以奢侈浪费伤害人心、虐害万物。
人生、齐家、治国，不能无财，但是，财富是使人生活的，而不是使人奢侈享受的。所以，所谓“经济”，是“经邦济世”，而不是经营财富以奢侈享受。生而为人，却只顾贪图口腹之欲，却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不知“人之使命”，可谓枉生为人。
生财有道，理财有方，政令能仁，教化能正，法度能公，使民能身心安宁、安居乐业、知礼知义，而不为非作歹，这才是治国治民之义。能够如此，自然不会出现“言悖而入”、“货悖而出”的弊病和错误。
朱子说：“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唯有“有德者”能够知“与民所同之心”，因此才能把“絜矩之道”落实到政令、教化、法度之中，落实到“理财”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