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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故财聚则民散（四声），财散则民聚。
【1】钱财本来在各家，有人聚财民受损。国君若能用彻法，百姓丰足国不贫。
“是故”之意，是指“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这个道理”，从这个道理所得出来的推论是：“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我们就来看看这里所说的“财之聚散”与“民之散聚”是什么意思。
何谓“财聚”？“钱财”本来是每人、每家所自得、自有、自用，这也就是说，“钱财”本来就是“散在于”各人、各家的，有人却要借用某种名义、通过某种手段把不该集中的钱财集中起来，或者允许、纵容某些人过多地占有钱财、非法获取钱财。
国家正常的赋税不属于“聚财”。毕竟国人有“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分。如果像李自成那样“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那也只能是在“造反”的时候可行，一旦“掌权执政”，就不能不收“赋税”。
如果是“苛捐杂税”，就属于“聚财”，即使是打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旗号，即“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仍然是“聚财”。那么，正常的赋税和“苛捐杂税”的区别何在呢？可以参照“什（十）一税”的标准来看。
所谓“什一税”，是从“井田制”而来的。比如，西周“井田制”的方式，每个成年男子有田百亩，八家成为“一井”。“一井”有田九百亩，中间的一百亩是“公田”，周围的八百亩是“私田”。人们先把“公田”的事情做好，再做“私田”之事。
“公田”的所有收获，都是作为八家的赋税上缴，“私田”的所有收获则归自己，也就是缴纳“九分之一”，而且不管是丰年还是歉（欠）年，都是按照这个比例。意味着，百姓收获得多就缴纳的多一点，百姓收获得少就少缴纳一点。
至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则按照“什一税”的原则，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缴纳，同样是一种“官民共甘共苦”的方式，这种纳税方式，可以总称为“彻法”。在这个比例之外，无论用什么方式、什么名目，让百姓多缴纳，就属于“苛捐杂税”。
“彻法”可以有效地保障“官民共甘共苦”，而另外一种“贡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所谓“贡法”是根据百姓几年的收获情况，得到一个平均数，根据这个平均数，规定一个固定的赋税缴纳数量。当然，如果用“贡”法，而能在遇到百姓有灾荒时可以减免赋税也好。
“为人君，止于仁”，国君采用“彻法”、“贡法”，其发心都应该是“仁心”，而不是从“钱财”的多少去考量。可是，国君在遇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增加赋税的念头，并且还会觉得这是无可奈何地做法，甚至是应该的做法，这也就成了“聚财”。
《论语》中说，鲁哀公曾经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现在遇到何饥荒年成，国家的用度不足，怎么办呢？”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常常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赋税，以此来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可是，有若的回答与此相反。
有若说：“何不采用彻法征收赋税呢？”也就是采用“什一税”的方式。鲁哀公说：“现在是按照‘什二税’的方式征收赋税，从百姓收成礼抽取十分之二作为赋税，尚且还不够用呢，你怎么让我用‘彻法’，只抽取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呢？”
从鲁哀公看来，有若所说的方法，不仅解决不了国库空虚的问题，而且跟雪上加霜差不多。因为鲁哀公所考虑的是怎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问题，而不是国计民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如何为国家“聚财”的问题。
有若所学的是圣人之道，从治国上来说，就是“仁民爱物”之道，所以，有若说：“百姓用度能够充足，国君怎能用度不充足呢？百姓的用度不足，国君怎能用度充足呢？”这就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道理。因为大河的水来自小河。
【2】财聚必有聚财者，治国当重均与安。秉承絜矩定制度，保民安民是关键。
王船山先生说：“财聚者，必因有聚财者而后聚。财散者，财固自散，不聚之而自无不散也。东阳许氏云：‘取其当得者而不过’，其论自当。”这里所说的后半部分，就是我们上一段所说的道理。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前半部分的意思。
除了国家聚财之外，那就是有一部分人“搜刮民脂民膏”，或者一小部分人占有国家的大部分钱财，造成贫富差距悬殊。在历史上，许多国家和朝代走向衰败乃至灭亡，无不与“财富垄断”、“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密切相关。
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治国之患，不在于国小、人少、财富少，而在于不能均衡；不在于一时的贫穷困难，而在于国民身心不安。其实，人人有能够使衣食无忧的钱财，也只能是身安；必须财富均衡而有礼义，然后，才能人人心安。
那么，“均贫富”是不是全国之人的钱财全都一样多，不是“劫富济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其当得者而不过”。何谓“当得”？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合义而后得其利，是“不义之财”则丝毫不取而已。不义之财、非法所得，便是“不当得”。
利用权力、地位而获得富贵，不是“当得”；通过坑蒙拐骗的得到钱财，不是“当得”；当然，偷盗劫夺、杀人越货，更不是“当得”。要避免这些情况，首先需要教化，其次需要政令，而最低的保障则是法律制裁。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可能不民怨沸腾，乃至铤而走险。一国之君臣，不能仅仅使“朱门”有酒肉，却不考虑民生疾苦，恰恰相反，应该首先考虑到不使民生陷入疾苦之中，然后可以“朱门”有酒肉。
“民为邦本”，庶民不安则国不安。庶民是如何陷入贫穷而至于卖田卖地、卖儿卖女、无以聊生，乃至成为“冻死骨”的？或许是国家的苛捐杂税，或许是贪官污吏的盘剥，或许是因为遇到灾荒，或许是因为遇到重大疾病或意外。
所以，国君治国，赋税不可苛刻，任官不可不用贤德廉洁之人，平时不可不至少有三年的储备，对个人的重大疾病或意外不可不事先考虑好救助之法。总而言之，则在于有“仁心、善政”而“心系百姓”，以“絜矩之道”设定制度。
一个家庭，一旦遇到重大疾病或意外，费用难以承担起来，如果国家君臣不想办法通过制度给以救助，就很容易倾家荡产。遇事就靠自己家庭或者捐款，是难以长久之法。中国古代有“义田”、“义仓”之法，近世有“互助金”之法，今有“保险”之法。
“财聚”是因为有人“聚财”，财一旦聚于少数人手中，如果这少数人得财的门路不正、方法不当，而又“富而无礼”，没有仁心善意，那么，即使是百姓没有达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其内心的不满和怨恨，也是“心不安”的体现。民心不安，就不可能得民心。
【3】无人聚财财自散，有意散财非散财。庶民身心皆安宁，国民不去外民来。
“财散”是自然而然地“散”，而不是有意地“散财”。使庶民能够“乐其乐而利其利”，亦即通过政令、制度使之各得其应得之乐、应得之利，防止和惩罚夺人之利、令人生忧的邪恶之徒；通过教化而使之向善尽责，然后能安居乐业。
当初，周武王曾经打开巨桥的粮仓，把粮食散发给百姓，王船山先生说，这是“武王一时之权，而为不可继之善政也。倘不经纣积来，何所得粟而发之？”由此来说，当初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一时之法，虽然救助了一些贫民，而其隐患也不少。
那么，国家怎么“散财”呢？孔子说“惠而不费”。何谓“惠而不费”？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以君主之仁心，施行能够使民安其居、乐其业、敬其事的政令和教化，使民自得其利而无人夺之，也就是“惠而不费”。
以财物给人叫做惠。国君无私财，一国之财莫非其财。因为一国之财非其私财，因此，无权拿出来去行其惠。国人之私财，非国君之私财，更无权令国人拿出其私财以行其惠。君子之惠，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臣子、君子虽有私财，然而，即使用其私财去救助人，也终究像杯水车薪，而且难以为继。郑国之贤相子产，见百姓趟水过河，不修桥设船，却用自己的车去渡百姓过河，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散发钱财去救助贫民，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无“聚财”之人，则自然“财散”。百姓遇到灾荒、疾病、意外，国家有制度，有方法，使百姓不至于因此而穷困无助，那么，庶民自然能够身安心安。能够如此，则本国之民不会愿意迁徙到其他国家，而其他国家的百姓愿意迁徙到这个国家，如此则是“民聚”。
我们在以前说过，“有德此有人”，就是说，并非“有财此有人”。固然，财富能诱惑一些人来，但是，假如只能使人衣食无忧，却不能使人心安，那么，“民”也难“聚”。能使人身心安宁，必须国君“止于仁”而用贤德之人，施行能使民安的政令、制度、教化。
为何这里说“民聚”，而不说“聚民”？因为“聚民”是有意而为，往往因此而产生诱惑、威胁的措施和计谋；而“民聚”则是庶民自身的选择和决定，是因为国君之德而使庶民自觉自愿而来，无丝毫诱惑与胁迫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