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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1】善合人性不违道，人失善性则失道。得道虽危而无咎，失道必凶违天道。
这里连续引用了三段话，用古人所说的话进一步说明“德”与“财”的问题。我们先来说第一段。《康诰》是《书经·周书》之中的一篇，所写的是周公对卫康叔的诚恳告诫。卫康叔的封地里，是殷商的遗民，其中涉及到了“天子”之“天命”的问题。
所谓“惟命不于常”，意思是说，唯有天命不是恒久不变的。当初，殷商失去“天命”，是因为商纣“背道而驰”、“虐民害物”；如今，周朝得到“天命”，如果不能“敬天保民”，同样会失去“天命”。
曾子由此引申出来的道理是“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侧重点在于“善”与“不善”，其次才是“得”与“失”。在理解“得失”的时候，首先要从“得道”、“失道”理解，其次才是“命”的“得失”、“人”与“财用”的“得失”。
这里所说的“善”，首先是心性上的“善”，其次是政令、教化上的“善”，最后才是“法度”上的“善”。不过，归根结底，终究还是以心性上的“善”为根本。有“心性”的“善”，然后才能保证政令、教化、法度上的“善”。
为何这里用“善”字，却不用“仁”字呢？两者固然是一脉相承的，合而言之则无别，分而言之则有别。由人性来对待人与物，都可以叫做“善”。“善性”用之于“人”则是“仁”，用之于物则可以谓之“善”。
那么，所“得”的是什么？所“失”的是什么？从“天命之谓性”来说，人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上天所赋予的“人之所以为人”之“善性”，也同时赋予了“人”以“人的使命”。因此，“人”应该以此“善性”担当起“人的使命”。
可是，上天赋予每人以“善性”和“人的使命”，却不能因此就说“得”。唯有自知“有善性”者，有“担当使命之志”，方可说是“得”；如果不知“有善性”，如果无“担当使命之志”，就算不上是“得”。
一个人“不善”，就是在违背自己的“心性”，也不可能“担当人的使命”，因此，也就相当于“失去”了“善”。心意言行合于“善”，也就是“得道”；心意言行“不善”，当然也就是“失道”。
一国之君，唯有以其“善性”而行政令、教化、法度，才能“得道”，才能“有人”、“有土”、“有财”、“有用”。一旦“不善”，那么，也就不能担当“天子的使命”。所谓“天子的使命”，也不过是“人”在“天子之位”所应担当的“使命”。
卫康叔是一个国君，不是“天子”，周公对卫康叔说“惟命不于常”，意味着“天子的使命”不仅仅是“天子”之事，而且是诸侯之事，再扩大开来，也可以说是所有君子之事。因此，这里所说的“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一得方有可能俱得，一失却会全失。
国君能“止于至善”，亦即自身始终无不善，而且也能使众人能善、向善，然后能“国治”。虽能“善”却非“至善”，也许可以勉强维持现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其“善”，乃至“不善”，则距离失去其位就不会太久了。
从“絜矩之道”来说，因为人人都有善性，所以，唯有“善”，才能与众人同心，从而可以“得人”。如果“不善”，当然不会“得人”；即使是已经得到的“人”，也终究会失去。既然“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则失人就无不失。
【2】国君之宝唯有善，莫以财富作为宝。圣人之道由善性，不以善人当财宝。
接下来我们看所引用的第二段话：《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所谓《楚书》，郑玄先生说是“楚昭王时书”，是根据《楚语》中王孙圉（语）的一段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府）、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
另外就是根据《新序》，楚国的昭奚恤说：“楚之所宝者，即贤臣也。”由此来说，这里所谓《楚书》，应该是一本记录楚国人事的一本书，在楚国应该是比较容易读到的，因此，一时之间在楚国的贤臣都知到这个道理。《大学》所引用的应该是原话。
这段话的侧重点在于国君以什么为宝的问题。从《礼记正义》的王孙圉和昭奚恤的话来看，这里所说的“善”，不是指“德性”，而是“贤人”。这也就是说，国君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富裕强大，而是“贤人”。
可是，这里说的是“惟善以为宝”，而不是“惟善人以为宝”、“人”能“善”则是“善人”，国君能用“善人”、“贤人”，毕竟是符合正道的，不过，“以善为宝”不仅包括“用善人”、“用贤人”，而且包括国君自身的“善”、臣子的“善”、庶民的“善”。
国君“以善为宝”，比“以善人为宝”更符合道义。毕竟不应该把“善人”与“宝”并列在一起，是不合适的。圣人绝不会把“善人”、“贤人”当成金银财宝之类的“宝物”，否则，“善人”、“贤人”就成了被利用的“宝物”。
王孙圉和昭奚恤之言，是霸道之言，是从利害而言，而不是王道、仁政之言，不是从道义而言。利用“善人”而达到目的，仍有私心；以善致善，则犹如“由本生末”。可以说“由本生末”，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可说“由本得末”、“为末而重本”。
再者，国君“以善为宝”，意味着自身重视的是“善”，不仅能把“善”落实在政令、教化、法度上，而且能重视使人成善、向善。这样一来，国人的风气、风俗都能因此而变得淳正，素质可以得到普遍提升。
可是，在世俗社会之中，无论是国君还是臣民，往往偏重于金银财宝之类的财富，即使是重视土地、权力、地位、强兵，往往也是为了保护财富，甚至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当然，人们很少自己说是为了贪图这些，而是给自己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这样一来，或许一时之间会有一些“善言善行”，但是，若非从人们的“心性”直接生发出来的“善言善行”，不可能长久，甚至可能导致人们为名利而弄虚作假、阳奉阴违、坑蒙拐骗之事，从而败坏了人们的心性，败坏了社会风气。
没有哪个国君倡导“恶”，可是，如果不是用圣贤君子之道来使人向善，却用名利的诱惑或威胁而使人向善，那么，其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甚至像孟子所说的那样，“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3】人人之宝在仁亲，能仁而后能爱人。亲亲仁民而爱物，便是通达至善门。
最后，我们看所引用的第三段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所谓“舅犯”，是指晋文公的舅舅，字为“子犯”，所以叫做“舅犯”。当初，在晋文公还没有做晋国国君，而是处在逃亡过程中，所以“舅犯”说是“亡人”，亦即“逃亡之人”。
晋文公名为“重（崇）耳”，因为逃避骊姬的谗言之害而逃亡。在逃亡过程中，经过翟（宅）地。秦穆公想要接纳他，并送他返回晋国做晋国的国君。在此情况下，子犯劝阻重耳不要接受秦国的帮助，因而在重耳面前答复秦国使者说了这句话。
这里引用的第一段是周公对国君卫康叔所说的话，第二段是楚国臣子对国君所说的话，第三段是逃亡中的子犯对尚未成为国君的晋文公所说的话。听话之人都是国君，或者将要成为国君的人，这正是与“治国”相一致的。
可是，既然此时的重耳只是“亡人”，那么，也就意味着还不是国君。由此来说，不仅天子要“以仁亲为宝”，而且，国君、臣子、庶民都应该“以仁亲为宝”。所以，这是治国的原则，也应该是任何人做人做事的原则。
这一段的侧重点，从“以善为宝”变成了“以仁亲为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前面说过，人以善来待人、待物，此善是“善”；人以善来待人，此善是“仁”。进而言之，人以善来待亲人，则是“亲”。其中有远近亲疏之别，但都是“善”。
君子之性唯有“善”，同一个心，只因所对应的人与物之远近亲疏不同而有所不同。只要人有“仁心”，那么，推而广之，也可以“爱物”而至于“善”，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至少应该“爱人”，应该绝不“虐民害物”。待人的底线，则在于“亲其亲”。
以名利财富为宝，则必然争夺、厮杀，同类相残，甚至于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弑父弑君。唯有能以仁为宝，才能爱人；唯有能以亲为宝，才能亲亲。能亲亲而仁民，能仁民而爱物，便是达于“至善”之正道。
国君治国，则在于自己“贤其贤而亲其亲”，而使其臣民能够“贤其贤而亲其亲，乐其乐而利其利”。“国治”最重要的是本国的君臣民都能成善、向善。这样，人不负于“人生”，人类社会不愧于“人类社会”。唯有如此，才能从“国治”到“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