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今晚我们继续学习《摽有梅》。因为以前曾经有群友提出来说，希望先讲解诗歌原文，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讲《摽有梅》的原文，然后再据此发挥。
三、《摽有梅》讲解：
1.第一章讲解：
原文：“摽(biao4)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带）其吉兮。”译文：“四月之初梅始落，果实尚存十之七。男士欲求当嫁女，当在青春茂盛期。”
“摽有梅，其实七兮”。是说梅子已经开始落下，但是，树上还有十分之七没落。梅子在夏历四月之初开始成熟达到极点，从而落在地上。如果能及时采摘，也就不会落在地上。
现在，树上还剩下十分之七，另外的三个是落在地上了呢，还是被采摘走了呢？应该是在没有落地的时候就被采摘走了。
也就是说，在梅子成熟，却还没有达到极盛的时候就被采摘了。也许正因为没有达到极盛，所以才叫做“青梅”吧？
究竟是落在地上好呢，还是没有落在地上好呢？应该是在没有达到极盛之前就采摘下来，而不要等到落到地上之后再去捡。落到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摽有梅”三个字，就是树上的梅子已经被采摘走了十分之三，没有让梅子落在地上。从男女来说，也就意味着国内到了成婚年龄的男女，已经有十分之三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订婚或者成婚了。
如今，树上的梅子还有十分之七等待着人来采摘，意味着如果不及时采摘就会落在地上。这里的“摽有梅”是说让媒妁早点去说媒，而不是让男士直接去找女士。
“摽”是采摘梅子的人，对男女婚姻来说则是媒妁。在本诗中，“梅”所指的是到了婚龄的女子，但也可以指泛指到了婚龄的男女。
不过，“摽有梅”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到了请媒妁去说媒的时候了”，这个意思也就意味着，男士之家应该派遣媒妁到女家说媒了。如果到了婚龄的男女不能及时确定婚嫁之事，就会埋下隐患。
俗话说：“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愁）。”虽然说，未必“留成仇”，但是，却必然会“留成愁”。对女子是如此，对男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没有礼义，或者礼义不完备的情况下，有男女直接相会而不用媒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按照礼义，即使男女之间已经相识、已经有情，那也应该得到“父母之命”、通过“媒妁之言”而达成婚姻。
《毛诗正义》说，这是“兴（星）”。按照“诗经六义”解释，“兴”具有勉励的意思。勉励什么呢？勉励君主对男女婚姻之事的重视。这是君主“仁心”和“仁政”的体现。
所谓“求我庶士”，不要把其中的“我”仅仅理解为某一个“到了婚龄的女子”，而应该理解为所有“到了婚龄的女子”。
《毛诗正义》说：“以女被文王之化，贞信之教兴，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时之取己。”意思是说，因为当时女子已经得到文王的教化，社会上已经有贞洁、守信之风习，因此，女子一定能够庄重矜持，不会像担心自己嫁不出去似的，直接说让男子赶紧来娶她。
固然，从诗歌的原文语气来说，这个说法是女子的口吻，是“少女怀春”的体现。但是，《诗经》是借此诗来表达男女一旦到了婚龄，产生“怀春”、“多情”之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君主不能顺应这种真情而从政令上及时解决，既是违背人情之事，也是违背仁政之事。
这里为什么从女子的角度来说，而不是从男子的角度来说呢？大概是因为婚姻对于女子来说，比对男子更为看重；因为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比男子早两年；因为女子“七七而天癸竭”，也比男子早两年。
我听我父亲说过：“男孩子稍微晚一点儿结婚，问题还不大，女孩子等不起。”当然，无论男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婚姻问题都会出问题，而女子更是如此。
所谓“迨其吉兮”，是说要趁着“梅子还没有落地之前”的时候“去采摘”。也就是说，最好是在男女“盛极而落”之前去及时解决婚姻问题。
2.第二章讲解：
原文：“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译文：“五月梅子落频繁，果实仅存十之三。男士欲求当嫁女，至此不可再拖延。”
所谓“摽有梅，其实三兮”的直接意思，是指树上的梅子被采摘走的已经有十分之七，只剩下十分之三了，如果不赶紧采摘就会落到地上了。
此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婚龄男女已经有十分之七已经成婚，但是，还有十分之三没有成婚，如果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给这十分之三的男女造成不幸。
从梅子来说，从仲春二月到三月是“盛而未衰”的“吉时”；孟夏四月是“盛极始衰”的时候；仲夏五月是梅子所剩无几的时候。此诗的宗旨在于，不应让一个梅子落到地上。
从婚姻来说，男女婚姻之事，君主与父母都不可怠慢，最好是“及时解决”，如果女子快到二十岁了，男子快到三十岁了，还没有解决，那就一定要更加重视了。最终目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男女到了婚龄却没有成婚。
上一章所说的“孟夏之初”，相对于春季来说，虽然算不得是“吉时”，也还算是“善时”；好比是女子十八九岁，相对于十六七岁来说，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时候，但是，此时能定亲成婚也还不算晚。
《毛诗郑笺》不认为诗歌中的梅子是用来记时的，因为此诗三章，如果真的就是确实指夏季的三个月，那么，到了五月，梅子就已经全落地上了，因为夏历五月芒种的时候，就是梅子成熟的时候。所以，不必把诗中所涉及的月份认定为确指。
按礼，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之后才算成人，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之后才算成人，成人之后才能谈婚论嫁，但是，谈婚论嫁并非当时就成婚。《毛诗正义》说：“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则速，后是则晚矣。”
那么，女子十五以后可以谈婚论嫁，二十之前应该成婚；男子二十以后可以谈婚论嫁，三十之前应该成婚，男女的年龄是不是相差太大了呢？
《毛诗正义》说：“男年二十以后，女年十五以后，随任所当，嘉好则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虽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
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里，男女都可以婚配，女子比丈夫小一点最好，夫妻年龄最好相差不大，男子最多只能与妻子相差十五岁，如果相差得再多就不是中国文化所提倡的了。
世俗社会之中，有“老夫少妻”、“老妻少夫”年龄相差十五岁以上的，这不是中国文化所提倡的做法，也只是没有反对、没有禁止而已，知礼之人不会做这样的事，不知礼之人虽然这么做了也无法说是犯罪。
《易经·大过》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提），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意思就是，老年男子娶少女为妻，只不过是“无不利”而已，谈不到“吉祥”。
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意思是说，老年妇女嫁给少年男子，虽然可以说“无咎（没有灾难）”，但也“无誉（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所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意味着不要再拖延了，应该赶紧趁着现在解决婚姻问题。君主与父母都不应该再错过时机了。
3.第三章讲解：
原文：“摽有梅，顷（倾）筐塈（戏）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译文：“六月梅子尽落地，惟有倾筐地上取。男士欲求当嫁女，此时不必备其礼。”
所谓“顷（倾）筐塈（戏）之”，是说梅子已经到了五月，落到了地上，人们只能歪着框子在地上拾取了。“顷”是“倾倒”的意思，“塈”是“拾取”的意思。
这意味着男女的年龄已经超过二十岁、三十岁，也就是超过了婚嫁的年龄段，如果还没有定亲、成婚，那就顾不得礼仪是否完备了，需要赶紧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迨”是“趁着”的意思，“谓”是用言语表达而不求礼仪完备的意思。意思是说已经超过二十岁的女子、超过三十岁的男子，要成婚姻，仅仅以言语相求即可，不必一定等待合礼的相会时机，更不必一定等待礼仪完备。
毕竟男女成婚，是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之大事，所以，遇到特殊情况，就需要变通一下，而不能完全按照礼仪的标准去要求了。但是，变通是以原则作为前提的，没有原则的变通，是不可以的。
《周礼》中说：“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相奔者不禁。”这里所说的，不是所有男女，而是指年龄超过二十岁的女子、超过三十岁的男子，而且对“相奔”也只是“不禁”而已，不是提倡。
一个国家如果有太多的女子超过二十岁还没有定亲成婚，男子超过三十岁还没有定亲成婚，那么，君主就需要注意政令的错误和不足了，毕竟这会造成人们的身心不安，而且会造成社会不安。
当今中国，只要是上了大学的女子，一旦到了毕业，就已经超过二十岁，虽然如今的大学里已经不再禁止“恋爱”，但是，在没有毕业之前就“结婚”还是不被允许。
在此情况下，男女之间出现许多违背礼义的做法，造成了很多问题。有人提出来使女子比男子早上学两年，在当今“反传统”余风尚存很多的时候，遭到了众多的反对，但是，这却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家庭和谐是国家安定的前提，要使国家“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才能谈到家庭和谐。如果很多女子年近三十却尚无归宿，很多男子年近四十却无家室，那就不仅是政令的错误，而可以说是君主的“不仁”了。
四、诗序讲解：
诗序：“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
1.“男女及时”與“晚婚晚育”：
所谓“男女及时”，意思是说，男女到了婚嫁年龄就不要再耽误，一方面是男女不要自误，另一方面是国家应当重视。
可是，怎么叫做“及时”呢？我们一般理解为“适当的时候”、“应该的时候”，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怎么判定是否“适当”、是否“应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必然要从“义”去判断，而不能从“利”去判断。如果是为了“利”而“早婚”或“晚婚”，便不符合“君子之道”。
洋历一九五〇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是：“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婚。”这里没有说周岁还是虚岁，我国传统的做法是用虚岁。这个规定是不违背中国传统的，更重要的是不违背人道、人情。
符合人道、人情的年龄是，男子十八岁、女子十六岁可以订婚，男子二十岁后、女子十八岁后可以结婚。
洋历一九八一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这里点明了所指的是周岁，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地把以前《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延迟了三岁。
这个规定，可以说也不算违背人道、人情，但是，为什么会向后推迟两年呢？如此修改的动机，应该是出于“利害”的考虑，只不过还没有到离谱的地步。
问题在于，《婚姻法》的规定与实际的情况却不一致，因为各地又有各地的规定，而且各地的规定基本上相同，那就是男子二十五周岁、女子二十三周岁才能结婚。
这样一来，实际的做法又比《婚姻法》的规定延迟了三岁，也就是说，男子只有到了二十六虚岁、女子必须到二十四虚岁才能结婚。
不能不说，这种做法就不符合人道、人情了。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出于利害的考虑。为了使中国“快速富强”起来，才使用了制订了《计划生育法》。
洋历二〇〇一年制订颁布的《计划生育法》的第一条说得就很清楚：“为了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推行计划生育，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就是为了国家的一时之利，才有了《计划生育法》，然后，让二十年前颁布的《婚姻法》服从于这个《计划生育法》。怎么让这二者“协调一致”呢？
《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的是：“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实际执行的时候，公民之中的男子不足二十六虚岁、女子不足二十四虚岁，所在的单位根本不给开婚姻登记的证明信。其实，这也就是在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有法不依”。
“晚婚晚育”的策略，是与“计划生育”的策略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后者，为了实现一时的快速“富强”，这才采取了这样的策略：让本来该结婚的先不要结婚，让本来该出生的不能出生。
这样的做法，如果更进一步来说，那就意味着：让本来该早怀孕生子的不能怀孕生子，把本来能活命的胎儿杀死。可以说，这种做法，是在无意之中迫使人们舍弃恻隐之心，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良心。
何况，从修改之后的《婚姻法》颁布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计划生育”策略的危害开始直接显现出来了，于是，又有一些“有识之士”从“利害”的角度提出来要“放开二胎”，但是，反对“放开二胎”的声音更多，无论是主张放开还是反对放开，都是以“利害”为衡量标准的。
真切期望我们的朝廷，能够及早遵从人道、人情，改变现在这种违背人道、人情的“策略”，不是简单地“放开二胎”，而是回归正道，哪怕是只恢复到一九五〇年《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也好。
然而，舆论已经造成，由这种“策略”而促成的各种配套方式和方法已经成为“习惯”，由此“策略”而“培养”起来的个人享乐意识已经形成，所以，这个过程恐怕还比较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