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子谓子夏曰：“女【同汝】为（音围）君子儒，无为（音围）小人儒。”
【1】子夏，姓卜（音补），名商，字子夏。夫子以此言告知子夏，学者不可据此而以为子夏即是“小人儒”，就当时而言，子夏之学行或有偏颇，夫子以此纠其偏而归于正也；《论语》记述此言，是欲使当时及后世学者莫再生偏颇，若已偏颇则当速纠而正之。
“儒”之“道”，本来无二，惟“使人成就仁义、全德达道”而已；君子之道，贤人之道，圣人之道，其道则一，所修所行之法有所不同，所达之境有所不同而已。是故，本来并无所谓“小人之儒”，只是一旦偏离“君子之道”，即始趋于“小人之道”。
既已偏离“君子之道”而始趋于“小人之道”，则不可谓之“儒”矣，何以又有“小人儒”之名也？有心学“儒”，而发心非“儒”，如此则虽自名为“儒”而实则“非儒”。何谓“发心非儒”？“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利心”则非“儒”矣。
朱子引谢氏之言曰：“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然所谓利者，岂必殖货财之谓？以私灭公，适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学儒而欲“利己”、“利家”、“利国”、“利人类”，乃至欲“利儒”，皆可谓“谋求私利之心”。
【2】欲“利己”、“利家”、“利国”、“利人类”，乃至欲“利儒”，有何不可？由如此之心而行之，貌似合于“义”，而“义”不由“仁”而生发出来，则其所谓“义”非“仁义”之“义”，而是“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矣。
然则“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又有何不可？由“外事外物”而“制宜”，是受“外事外物”所左右，“心性”不能自主矣；“仁义”者，由“心性”做主，顺应“外事外物”而无“不宜”，不为“外事外物”所役使而背离其“心性”。
“小人儒”，欲“学儒”而“利己”、“利家”、“利国”、“利人类”，是为得其“末”而求其“本”，而非由“本”而生“末”，如此则有“为达目的而任意改作”者，有弃其“本”而逐其“末”者，乃至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者。
欲“学儒”以“求利”，是以“儒”为“谋利之器”，其是否“学儒”、“用儒”必取决于其“利害得失”，是故，必有欲以“儒”得其“利”而不得者，当此之时，则弃儒、反儒者有之矣。惟君子，能“成仁”、“取义”而“置生死于度外”。
【3】宗来学儒，至今十年有余矣。在此之前，虽亦涉猎经典，乃至作“学术研究”以撰写论文、专著，而当时并未视“经典”为“经典”，究其实质，是以“经典”为“供我研究、评论，任我取舍、重组”之“资料”而已，如此“研究经典”，无异于“研究古尸、古董”矣。
壬午年季冬，于“华夏复兴论坛”（数年前已停办）有幸结识江苏李光伟先生，其后渐渐结识山东吴飞先生、段志刚先生、马培路先生等等，由此而由“研究经典”而改为以“遵经尊圣”之心“学习经典、修身躬行”，然而仍不免有“小人儒”之意。
乙酉年仲秋，与儒门后学数十人于圣城曲阜至圣墓前一同发愿立誓：“生为儒士身，宁为华夏魂，天地有真意，日月照我心！”所立之“誓”与“志”，则有“利儒”之意；至于丙戌之秋，参与“阳明精舍丙戌会讲”，得以拜见蒋庆老师前后数年，仍存“利儒”之意。
何谓“利儒”？但为“儒学复兴”而鼓与呼，常有排斥“佛道耶伊”之意，执着于“普及推广”，欲以“儒学”救时弊、论斥时政。“利儒”之中，亦有“利己”、“利家”、“利国”、“利人类”之意，然而，如此之“利心”，或流于“无我”，或流于“为我”。
“无我”与“为我”，皆偏离“修己以敬”、“素位而行”之道。直至有幸而遇真一道子宋吉岩先生，多次指点教正，而后方渐渐而改正。倘若发心于“利害”，则“读经学儒”、“讲儒兴儒”之举，虽未必径谓之“小人儒”，但恐皆于“君子儒”有所不合。
6.14子游为（音围）武城宰。子曰：“女【同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音谈）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音眼）之室也。”
【1】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之一，名列孔门十哲、七十贤。武城，当时鲁国之城邑，今属山东。“为武城宰”，谓子游任武城之行政长官。夫子问子游曰：“汝于武城期间，可曾得到贤德之人乎？”“焉”者，“于其中”也；“耳”者，谓已然之事。
学者之自修，君子之治一城，君主之治国，其事有所不同，而其道则不二，当务于求贤。学者之自修，则“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治城、治国，则当务识贤而任贤。不能识贤，则所学杂乱；不能见贤思齐，则无志气；不能任贤，则纵有善政而不能行之。
陈祥道先生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则贤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而为政者，其可以不得之乎？（宓）子贱之治单父（音善腐），其于贤也，有以父事者，有以兄事者，有以友事者，而孔子叹美之。则子游之为宰，而问之义得人，固其所也。”
澹台灭明者，复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当时尚非夫子之弟子。所谓“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其中之“子羽”，即澹台灭明也。盖宰我之言则善，而其德行未达；子羽之体貌虽不美，而其德行可嘉也。君子之于贤者，贤其贤而不求全责备也。
【2】子游谓澹台灭明之贤有二。其一，“行不由径”；其二，“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所谓“行不由径”，其本义是“不行走于偏斜之捷径”，引而伸之，有“为人处世无不遵循正直之道”。朱子曰：“不由径，则动必以正，而无见小欲速之意可知。”
《离骚》曰：“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然而，所谓“捷径”，必非光明正大之路，却似乎可以速成、速达者也。朱子引杨氏之言曰：“后世有不由径者，人必以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为简。”
有光明正大之路而不行者，或如求亲友、行贿以求得其所欲。如以苟且之心而行侥幸之事，纵然有所成，乃至一时有巨大成功，却由此不仅可见其心之不正，亦由此而扰乱败坏公德，是害己害人之举。求亲朋或行贿以达私欲，是心术不正，且是陷亲朋、官员于不义者也。
行求捷径者，或千方百计，或投机取巧。如平时不学习，而于考试之时临阵磨枪，甚至作弊以求高分，则如木之本不固、源浊而欲流清；如刻意谋求“科学技术”而满足奢侈欲望，则机巧之心日甚，乃至舍本逐末；如寻求法律法规之漏洞而谋求私欲，则与穿墙偷盗无异。
行而由径者，必有见小、求速之意。何谓“见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也。“求速”有何不可？“欲速则不达”也。遵循正道而行，是康庄之坦途，虽有不至亦无所愧疚；寻觅小径而行，是狭邪之险路，纵能达而后患无穷。
【3】所谓“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谓澹台灭明若有“公事”则可至子游之家而见之；若无“公事”则从来不曾私自见子游。由此可见其自守而能公正而无私。朱子曰：“非公事不见邑宰，则其有以自守，而无枉己殉（音训）人之私可见矣。”
“室”者，必是子游私人所居之房室。固然，有“公事”时，本应在“公堂”之上，然而，偶有急迫之事时，未尝不可至长官之家。其心无私而坦荡，不敢以私害公，因此而能因急迫”之“公事”入子游之家，无避嫌之心。无私而后能坦荡也。
若非亲友，无事而入长官之家，轻则有欲求亲近、讨好之意，重则有邪媚之心。既无私心，既无苟求，何必亲近、讨好人？更不必行邪媚之事。是故，君子能自守者，必由“公正无私”之心而后能守；一旦有“私心”，则难免“苟求”。
子游能识澹台灭明之贤，可谓能“知人”而“不惑”者。是故，朱子曰：“持身以灭明为法，则无苟贱之羞；取人以子游为法，则无邪媚之惑。”子游所言澹台灭明之事，仅仅是两桩小事而已，何以由小而能见其大？“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是故“诚正”是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