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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唯仁人放流之，迸【通屏，音丙】诸四夷，不与（音语）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音围）能爱人，能恶（音物）人。
【1】放字从攵而方声，流字义在水远行。妒贤嫉能成害者，则用放流以严惩。
这一段是接着上面《秦誓》中的后半部分而言的，也就是说，所针对的是那种“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的人而言的。一个人修身，需要去掉自己的恶习而修养其善心；一个国君治国，也需要远离妒贤嫉能的小人而用贤。
所谓“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意思是说，唯有“仁人”，能够把朝廷之中那些妒贤嫉能之人流放到朝廷之外，驱逐到夷狄之地，而不要使他们留在朝廷之中，甚至不要留在有道德礼义的地方。
所谓“放流”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说：“放，逐也。从攴（音扑），方声。”所谓“从攴”，意味着一只手拿着一个棍棒之类的工具，并以此工具，从外面用力，从而达到某种目的。同时，所有“从攴”的字，意味着以外力达到目的。
“从攴”和“从攵（音扑）”大体上意思相同，但是，从其象来说，只有细微的差别。这个差别在于，手中所拿的东西不同，“攴”中是一个有分叉的“棍棒”，“攵”则是很直的“棍棒”。后来，除了“敲”等几个个别的字之外，人们基本上用“攵”取代了“攴”。
因此，“从攴”的字，和“从攵”的字，基本上合一了，但是，两者的涵义本来的不同，也由“攵”字完全取代了。“从攴”意味着强制或制裁，“从攵”则意味着根据规矩或标准达到所期望的目的。
由此来说，“放”字，就是根据规矩或标准而把一个人或一个东西安置在他应该在的地方，甚至是通过强制而安置在他应该在的地方。我们再由此引申，如果把规矩或标准、用来强制的东西拿开，这个被安置的人或东西也就会被“放出来”。
所以，这里的“放”字，应该包括把嫉贤妒能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的人关进监狱，或者安置到他应该在的地方。《说文解字》所说的“逐”，是用近义词作解，可以理解为“驱逐到应该去的地方”，其中应该包括监狱。
我们说完了“放”字，再来说“流”字。《说文解字》解释为“水行”，《尔雅·释言》说：“流，覃（音谈，深广之义）也。”《尔雅疏》解释说：“谓水之流，必相延及。”结合以上各种说法，可以说“流”的本义是，水顺着深沟流淌到远处，与其它的水合在一起。
当然，后来通过引申，“流”字可以包括水流淌的各种情况。不过，我们可以从水的流淌趋势来看。水的又名是“润下”，《周易》也说过“水就湿”，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力的时候，水都是从高处向低处流淌；我们说水流的时候，都是从近处向远处流淌。
所以，这里所说的“流”，就像“放”一样，都是对嫉贤妒能而且已经造成危害者的处罚措施，只不过是“流”的处罚程度比“放”轻一些，只是让他到低处和远处去。这就是后世的“流放”，也就是把“犯人”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去。
【2】华夏夷狄两不同，道德礼义最分明。人以群分物类聚，人居城镇虎山中。
我们接着说“迸诸四夷”。为什么这里使用的是“迸”而不是“屏”呢？固然，我们可以说是通假字，但也不能仅仅从通假字来理解。“迸”字的本来读音是“蹦”，其义为像水一样从一个地方溅向四方。“迸诸四夷”就是强力地从中央向四方夷狄之地分散。
“屏”字的关键在于像用屏风把人隔开一样，只不过是这个“屏风”可以是空间的距离，而不一定是像“屏风”一样的实物。再说，“屏”字一般只是向一旁闪开，而“迸”则是同时向四周散开。这是两个字的不同所在。
“诸”是“之于”二字的合音，“之”是指那些嫉贤妒能之人，“于”是“到”的意思。“四夷”则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可以用来泛指距离中央很偏远、教化尚未达到的蛮荒之地。不要认为这是在贬低生活在蛮荒之地的人。
有道德礼义便是“华夏”，无道德礼义便是“夷狄”。无论是出生在什么地方，无论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只有没有道德礼义，那就是“夷狄”。一个人只要有道德礼义，那么，他生活在“蛮荒”之地，也是“华夏”。
总的来说，“蛮戎夷狄”都是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何以为人”的人。不知“人性善”，则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不知“义”，则不知“人之何以为人”。这样的人，生活在蒙昧之中，却没有得到启蒙。一旦接受启蒙，便可以从“夷狄”而成“华夏”。
为什么要把妒贤嫉能之人摒弃到“四夷”？难道“四夷”之人就有什么罪过吗？须知，这里所说的“治国”，相当于“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这“三世”之中的“升平世”的“治国之道”，还不是“天下大同”的时候。
道德礼义的教化，需要从国君自正开始，进而“举贤任能”，进而行教化、设政令，这一切都需要过程。从“治理”的成效而言，一般应该先是京畿一带，亦即下文所说的“中国”；进而推及到四周地方，亦即“诸夏”；再进而推及到偏远的边境地方，亦即“四夷”。
在“四夷”还没有接受教化而成为“华夏”的时候，那里的人就是“优胜劣汰”的地方，若有人违法，就只能用法律惩罚；若有外来侵略或内部暴乱，就必须用武力抵御或平定。嫉贤妒能之人也就是不接受教化的“夷狄”之类，驱逐他们到“四夷”犹如归其同类。
“迸诸四夷”的道理，就好比是人类生活在城镇乡村，毒蛇猛兽生活在山林荒野；人类虽然可以到山林荒野之中，但那里不是人类所常住之地；毒蛇猛兽虽然不是不可能出现在城镇乡村，但是，一旦出现就会人人惊恐、人人喊打。
所谓“不与同中国”，其中的“中国”就相当于“有道德礼义的京畿”；“不与”相当于说“不可允许”。不可允许“嫉贤妒能之人”共同居住在“有道德礼义之处”，也就相当于不可允许毒蛇猛兽与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
孔子说：“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患得患失的“鄙夫”在涉及到自身名利得失之时，必然妒贤嫉能；妒贤嫉能之人，必然给国家、百姓带来灾难，不能不使之远离。
【3】仁人不变是仁心，因人而异好恶分。好善恶恶仁之道，君子不是老好人。
既然是“仁人”，为什么还会有排斥他人之心呢？“仁”是“人道”，不同于天地之道。从“仁人”之心来说，不会排斥任何人，甚至不会不爱任何物，这是“天理”。然而，除了“天理”之外，还有“人情”不可不顾。
从“人情”来说，人与人之间必然有远近亲疏之别，也有贤与不肖之分。“仁人”因为远近亲疏之别、贤与不肖之分，而区别对待，这是“义”的体现。正如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种区别不是“仁人”事先就横亘于内心的，而是在遇到不同之人的时候，自然顺应的结果。换句话说，“仁人”之心本无不同，只是因为外在事物不同，才有不同的应变方式。这也可以从“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怨报怨”来理解。
圣人不仅以“仁心”待人，而且以“天心”待人，，因此可以做到“以德报怨”；家人之间有天恩、亲情，虽然人们常常做不到，却应该“以德报怨”。君子则始终“以直报怨”，亦即始终以“仁”之心和“正直”的方式“报怨”。
“以怨报怨”的方式，在世俗之间是常见的，也是“霸道”的一种表现方式。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方式的存在，但是，这是永远不值得提倡和赞美的方式。正如古语所说的那样：“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正如俗话说说的那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不是“以怨报怨”，因为“仁人”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从“人人所同之心”做事。所以，“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就是说“能爱人，能恶人”正是“仁人”的自然表现。
把害人之人驱逐出去朝廷，驱逐出“中国”，甚至“放流之”，正是“能爱人，能恶人”的体现。这里所“爱”的，是“人人内心所爱”之人；所“恶”的，是“人人内心厌恶”之人。如果体现先法度上，便是“惩恶扬善”。
那些妒贤嫉能、奸佞邪恶之人，也有人“爱”，但是，所“爱”的不是其人，而是“爱”他们给这些人所能带来的私利；那些仁君贤臣、忠臣良将之人，也有人“恶”，但是，所“恶”的也不是其人，而是“恶”他们阻断其谋求私利之路。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引用游氏之言说：“好（音浩）善而恶恶（音物饿），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音浩物）也。”一个人只要有“私心”，就不可能“与人人之心同”。
君子之“仁心”，是永恒而不能变的；君子之“好恶”，也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好善”而不能“恶恶”，那就成了世人所说的“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如果只是“好善”而不能“恶恶”，则可谓其“善”是“伪善”，其“仁”是“假仁”。
在“能好人，能恶人”的同时，一个人也不宜追求“人人皆好之”。先贤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回答说：“未可也。”子贡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回答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