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友好！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46。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此为君子之道，非小人之说，是以应邀方来，不喜则去；愿学者来，不愿者避。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共学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注解。
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1】季康子，姓姬，氏名为季孙，名肥，谥“康”，身居大夫之位，而鲁国实权却已在其掌握之中。季康子是此类权臣，夫子何必答之？不迎不弃，方是圣人气象。季康子既然以礼来问，夫子则以礼而答，告之以正道而已。告之以正道而不从，是谓自弃，非圣人弃之也。
前一章鲁哀公之病，在于“欲使民服从”，此章季康子之病，在于“欲使民敬之、忠之、自勉为善”。何以谓之病？非求诸己，而责诸人，是以谓之病。己身不欲敬、不欲忠、不欲为善，而欲他人敬、忠、为善，是其心、其道皆不正。
然而，夫子未责难季康子之不敬、不忠、不为善，何也？从礼而言，非君臣，非父子，非朋友，非师生，非夫妻，不宜相责难；从法律而言，非法官，无证据，均不可定人之罪。再者，夫子圣心，既能自强不息，亦能厚德载物，岂有怨天尤人之言？
【2】君子之道，在于躬行而反求诸己。“君子不重则不威”，以上临下者，自身心态容貌端严谓之庄重，自然由威仪，此谓躬行。庶民由此而敬之，非畏惧其权位而不敢冒犯，乃是敬其心态容貌之端严而无意冒犯也。强人以敬，非敬也。
自身以孝心善事其双亲，以慈心待其下，此谓躬行。庶民由此而能忠，其忠非由阿谀谄媚而来，乃是心服其善，从而亲之敬之，真心相待，无意于欺瞒。忠必自发于己心方谓之忠，以诱迫而能使人忠者，未之有也。其人可亲可敬，然后庶民能有忠心。
有善者，举而用之，礼以遇之，则庶民顺风而向善；不能者，不厌不弃，而教以使之能，则庶民因之而愿学。“举善而教不能”，此谓躬行。设若不辨善恶而唯才是举，是导庶民于计谋名利之途，必伤善者之心；设若惟重用能者，而不能教其不能者，则庶民由此而生怨。
朱子引张敬夫之言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己能庄临、孝慈、举善而教不能，是自正而躬行，贵在“不期然而然”。正道坦直，遵而行之可也。若如此而未达，则反于己身寻其原由，此谓反求诸己。
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1】晚清有“莫谈国事”之禁，近常闻“莫谈政治”之言。然而，“国事”与“政治”不同，不可不知。近之所谓“政治”，非我中华传统所谓“政治”，而相当于“国事”矣。居君臣之位者，当为“国事”而谋，而“正”则人人所不可弃。
谋“国事”者，遵从正道，则可谓之“政”；若惟求“事”之成败，则未必是“政”。“政者，正也；治者，水平也。”以己心之正而使人心亦正，以己之行政而使人行亦正，此谓之“政”。由“政”方可致“治”。所谓“水平”，谓使国事、国人如流水般平静而无浪涛。
世俗常以“政”付诸在君臣之位者，谓必在君臣之位而后方为“为政”，是以有人问夫子“子奚不为政”。固然，若由“政”与“正”之不同而言，“政”侧重于既正己而又正人，“正”则侧重于“正己”。然而，欲“正人”则必先“正己”，此又是二者之相通处。
常闻有人曰：“吾非君臣，亦不求君臣之位，而经典所言无非君臣之政，何必学之？”是不知一国必有一国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一人亦有一人之君臣。就一人之君臣而言，心为人身之君，首为人体之君。设若其心不正，则身之所行，未必合乎人之道矣。
【2】“书”谓《书经》，今谓之《尚书》。古今中外之所谓“书”者，不可胜数，而惟以“书”字称之者，仅此而已，是故虽不谓之“经”，而“经”意在焉。谓之“尚书”，若解为“书之上者”，是为降“经”为“典”；若解为“上古之书”，则降为“经史子集”之“史”。
夫子所引之言，在《书·周书·君陈篇》。君陈者，周成王之臣名，周公之子。周公既殁之后，成王命其分司令东郊成周洛阳政务。《君陈》所记，乃成王命君陈之言。按《十三经注疏》本，其原文是：“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今按夫子语作解。
“孝乎惟孝”者，以孝道善事当孝之父母；“友于兄弟”者，以友爱之心待己之兄弟。“克施有政”，意谓能施政令。然夫子此所谓“施于有政”，其意盖有所不同，即“施于政”而已。总而言之，“施于有政”，意谓以己之孝心、友爱之心，即可以有正人之功效。
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己之心正、行正；“施于有政”，施与此心于政令教化，则是正人之道，亦即“政”。非以孝顺父母之行而孝顺他人父母，非以友爱兄弟之行而友爱庶人，惟推此心于政令教化之中，从而使国人皆能孝顺其父母、友爱其兄弟也。
【3】不在君臣之位者，其心正，其言行正，亦有使人自正之功，然而，终究与“施于政令教化而使人正者”有所不同，是故夫子曰“是亦为政”。此一“亦”字，是因答某人之言而加之，而后一句“奚其为为政”，则是统摄在君臣之位者与不在君臣之位者而言。
然则朱子曰：“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此语恐有所未妥。固然，夫子之不仕，有难以语众人者，以众人难解而非有所不可语；“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谓“为政之至理不外于此。惟“托此以告之”之“托”字有所未妥。
夫子之心地言行，正大光明，如日月之行，有何可掩可藏。然而，遇物障之则人不得见日月，有云蔽之而人不得见日月，非日月自掩自藏也。一个“托”字，诱引出后世一些诬枉。其甚者，康南海先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有以见之。
《新学伪经考》，贬弃西汉之后两千余年之儒学殆尽；《孔子改制考》，谓夫子“托古改制”，果若此，则诬“五经”皆夫子有意而自创之“一家言”矣。馀风所致，而有“打倒孔家店”之风潮，而以夫子所传之道为“孔子学说”矣。既是“学说”，则夫子如一专家学者矣。
2.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音尼），小车无軏（音悦），其何以行之哉？”
【1】人之为人，非徒有人之身即可谓之人也，必有人之心以主其身，而后谓之人，否则，“民蒙”而已。人有人心，而人心若有私心私欲则不正，即非“正人君子”；“人心”正，而与“天心”合，然后谓之“天人”。进而如天之无私覆、如地之无私载，则为“三才”之“人”。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者，人皆有之；无此四端之一，则非人也。是以有此四端而始可谓之人；有此四端而不因私心私欲而失之，为“正人”；修养扩充，而成仁义礼智，谓之“君子”。
何以言“四端”不言及“诚”？何以言“四常”而不言及“信”？“四端”者，无一非“真诚无欺”。《中庸》谓“不诚无物”，若无“真诚无欺之心”，则无“四端之心”矣。是故，“四端”立之于“诚”。由“诚”而能尽“仁礼义智”，则“信”在其中矣。
“人而无信”，纵有所谓“仁礼义智”，其中必有非“诚”者，“至诚”更不待言矣。“君子者，成德之称。”学习躬行君子之道者，当由“善”而至于“至善”，由“诚”而至于“至诚”，然后谓之“成德”而无不“信”。难矣哉，勉之乎！
【2】人之有信，在于己之可信。己可信而人不信，虽可叹而不可忧也。可信者，己之事也；信与不信，人之事也。己有可信之德，而人能信之，而后道可行。是故“我”与“他人”，判然为二，必有“信”而后“可与共学”、“可与适道”，进而“可与立”、“可与权”。
“人之有信”，谓己则可信，人亦信之。夫子以“輗”、“軏”喻之。大车者，牛车也；小车者，马车也。“輗”为牛车车辕前端套牛之处，牛车无此，则无以套牛拉车；“軏”为马车车辕前端套马之处，马车无此，则无以套马拉车。
牛马无车亦可自行，牛车与马车无牛马则不能自行。如此，则车如君与政，牛马如臣与民。“輗”与“軏”在车上，夫子以“輗”与“軏”喻“信”，则谓“可信”在君在政。别而言之，君可信而臣信之，政可信而民信之。是故君子之“为政”，在于己之可信、政之可信。
牛马与车，进则同进，止则共止，此之为“国泰”。车无輗軏，则牛马是牛马、车是车，各自而行而两无涉。君不可信，则君是君、臣是臣，“政府”为一盘散沙；政不可信，则政是政、民是民，“国”不成其为“国”矣。以利诱、谋诈、力胁，既无“诚”，则非“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