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46。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诸位学友，请重视经文本身及先儒正宗传注；宗来所讲，仅供参考。文稿由宗来撰述，主要依据邢昺先生《论语集释》、朱子《论语集注》。
2.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子张之问，谓政之通变。“世”之本意为“三十载”，因男子三十而成婚生子，是故“三十载”为一代人，由此而有“世代”之义。再由“世代”之义引申，方有“朝代”之义。朱子谓“王者易姓受命为一世”，正是用此义。
或以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故“三代不同礼”，是故要“与时俱进”。持此论者，既不知“通”，亦不知“变”。能“通”，有赖于“万变不离”之“宗”；能“不离其宗”，然后可以“万变”。惟求“变”而不知“宗”，则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无其“统”矣。
万世可“因”者，“宗”也。人无宗则散，家无宗则乱，国无宗则孤，中华民族于中华文化无宗则断。“不离其宗”，而“有所损益”，因此而有“万象”、“万变”。然而，所谓“损益”，非为“损益”而“损益”也。所谓“损益”，乃是“应时”、“应世”之所自然。
一般而言，能“知三世”即已难能可贵。而子张所问者，长达十世之久，岂足以知之哉？盖子张能确定“三世”、“五世”固然“可知”，然于“十世”究竟是否“可知”，尚有所不敢确定者。何以不敢确定？盖未能确定“统宗”。知其“统宗”，则百世万世无不可知。
【2】夫子所答，有“因”，有“损益”；且先言其“因”，而后言其“损益”。何也？因者，因袭而不可变者也。从“天下”而言，亡失“三纲”、“三从”，则天下乱；亡失“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则天下丧；亡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则天下“亡”。
夫子未从“天下”而言，乃从夏商周三代之礼而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三代之礼有所“因”，此是“三代之礼”所“同”者。知此所同者，则“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是知千秋万世之所“同”。此之所“同”，即万世之“统宗”。
既言所“因”之后，再言及“所损益”，是必知所“因”，而后方可“损益”也。《易》曰：“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穷”者，“不通”之谓也。是故惟有“不通”而后思以变之，变以求其通也；惟有能通，然后能恒久。逞臆、逞能而求变，是“妄为”也。
“三代之礼”所“损益”者何也？礼之义，来自天地者为“天地之序”，来自人心者为“诚敬”，此是百世、万世所不可变者也。“礼仪”乃是“礼义”之承载者、呈现者，世代更替而必然有所损益，然而，其所损益必当慎之又慎，妄行损益则其所谓礼仪必偏于道。
【3】“王者易姓受命”，是天所命之“王”不同，非所赋之命不同。“君主”能遵“文武之道”而行，则谓行“王道”而成“小康”；能遵“尧舜之道”而行，则谓行“仁政”而趋“大同”。遵尧舜、文武之道，而非效仿尧舜、文武之事也。
道在上，路在下，路必由己躬行。遵道而行，路有坎坷偏曲，则行者不能不有所调整。历朝历代之所行者，必有不同。若其不同之处偏离正道，则己当引以为戒而损之；若其不同之处有所不足，则己当依据正道而益之。此所谓损益者，自正而已。
应时、应世之心不可损益，应时、应世之道不可损益，然而，应时、应世之法必不可因循照搬，否则，确成“刻舟求剑”者矣。譬如，三纲五常不可变，所能损益者，在于如何遵三纲五常而用于时世达其道；天象天时不可变，所能损益者，在于如何使历法不违天而利于人。
自古以来，惟务“损益”者多矣，然而，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之“统宗”虽有岌岌可危之时，终究未全然断绝。此非侥幸而未断绝，乃是全无断绝之可能。何也？此统此宗，下系于人人所有之本心本性，上通于天心天性，是故只要有人在，则虽有不达，而不至断绝。
《易》曰“与时偕行”，谓顺应四时而行，当春夏则生长万物，当秋冬则敛藏万物，此所谓知进知退也。今时之所谓“与时俱进”者，惟务于进而不知退，惟务创新而不同统宗也，或谓之“否定之否定”，或谓之“否定、否定、再否定”，不知宗也。
2.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1】上一章之“因”与“损益”，谓为政不可不知“通变”。此所谓“通”，乃是通古今未来之血脉；此所谓“变”，则是史上之每一朝每一代。此章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乃谓为政不可不知由近及远、行己及人。
鬼者，归也。凡人之死，未成神圣则为鬼。人之祭神，当为敬神；人祭其家人之死者，亦谓敬鬼且不忘其亲也。然而，若死者非自家之亲，其家有能祭之者，他人来祭则为谄媚。其所谄媚者，非谄媚死者，乃是谄媚死者之家人也。
商汤代夏，而封夏人于杞，此谓杞人祭其祖于杞也，殷商不可阻之，亦不可代之。周武王待殷，而封殷人于宋，此谓宋人祭其祖于宋也，周不可阻之，亦不可代之。各祭其鬼，谓各念其祖也，各亲其亲也，各安其家族也。非其鬼而祭之，不如祭自家之鬼，而使人亦各祭其鬼。
圣贤君子者，其待人待物则一视同仁，此谓仁心无异；然而，其仁爱之所施，必由近及远。不祭其祖而祭他人之祖，必有谄媚之意。不孝顺己之父母者，岂能善待老人？不爱己之子，岂能善待他人之子？不爱其祖国，岂能有“忠信”可言？
【2】“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警戒之语；不祭自家之鬼，而至于祭他人家之鬼，此类之人，无可救药矣。“见义不为，无勇也”，亦是警戒之语；既然无“见义而为”之勇，则，“于家于国无望”矣。“谄媚”之人，“无勇”之人，既已不正，尚何言“政”？
“见义不为”之“义”非在外也。事在外，而行事之义与不义则在于己心，而不在于外事外物。“见义”者，己心既知其事为“义不容辞”之事，如此而不为之，其言其行尚有何义可言？人而无义，谓其言非人所当言、其行非人所当行，如此之“人”，哀哉！
子女之孝，子女之义也；父母之慈，父母之义也；君臣敬天保民，君臣之义也；国民正心修身，在其位而以正行之，国民之义也。身居君臣之位者，以其自正而行政，能使“近者悦”而使“远者来”，岂非“天下归往”之“王道”也？
【《为政》总述】
【1】为政以德，德在于己，德化于政，则臣民自得而自行。德之本在于思无邪。德不足者，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由此惟能使民务于免罚免罪而无羞耻之心；唯有德修而足以得众，然后可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此而民知羞耻而向善，以此而臻大同。
修德必以“志于学”为始，所学既正且矢志不渝，然后能知礼以自立；守礼而行，渐修渐行而可以至于不惑；知其义且行其义，明成败之理，则担天赋之使命而无怨无悔；仁心既成既定，既明是非善恶而又明阴阳消息交错之自然，耳目无不顺矣。性全而德备，可平天下矣。
【2】为政者先须自正而躬行，孝道为本。无违逆之心，则无触怒父母之意；无违逆于礼之心，则可以礼侍奉父母于其有生之年、葬祭父母于其身殁之后。由“无违逆之心”，而至于“唯恐伤父母之心”，则为子女者必不敢胡作非为、大胆妄为而伤害身体。
由“唯恐伤父母之心”，进而至于“恭敬之心”，然后可以区别于饲养犬马而趋于孝道；再进而自己时刻愿使父母顺心舒心，纵然父母有不顺心不舒心之时，自己亦不至于孝心有丝毫减损，则孝心与孝行内外贯通，孝道可成矣。
【3】为政者不可自以为是，于道则遵，于贤则礼之。若自以为是则必失人，若随意取舍则是自蔽，若心存成见而不虚心，则终究不能自正。如何可以自正？由己所为之善，由己为善之法，由己心是否安于善。能如此而自正，进而可由此而知他人之正否。
我能知“人之所知”，“人之所不知”则我亦不知，则无以传道、授业、解惑，又岂能为政教以治民、导民也？“人之所能”我亦能，“人之所不能”则我亦不能，则何以为人排忧解难也？是故君子贵在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贵在成其德，而知人善任。
【4】君子之为政，在于躬行，而不在于言，是故，欲有所言则当先落实于行，且从而成其行，由此而导民以行；君子之心公正而不偏私，然后其政教可以广施而普及。为政不可不学，学不可不思以融会贯通；若思而不学，臆断、独断，则必有危险。
为政者，必发心于正善，坚守正善而行之，且为达于至善。三者有一不正不善，则为异端；异端往往迎合人之私心私欲，且能使人快速而得大利，是故异端极易于动人之情、纵人之欲，用力愈专愈猛，则其自溺愈深，其危害亦愈大，不可不慎之又慎。
【5】为政者须辨明何谓“知之”。不知其是否偏正，不知其是善是恶，不知其全其缺，不知其是真是伪，则非“知之”。强不知以为知，则是“不自知”。所知不正、不善、不全、不真，乃至不懂装懂、不自量力，皆祸国殃民之隐患。
纵非为政之人，而惟在官而食禄者，亦关乎政。是故，必多听人之言，慎于己之言，己所未信则不言；多看人之行，谨于己之行，己心不能安则宁可不行。能如此，然后不误人误己，亦不至于招人责难、致己后悔。心莫在于利禄，而在于谨言慎行。
【6】为政者之患，常在于欲民从其命而合其愿，而不知由自正而使他人亦可正。为政者能举用正直之人于善于心计者之上，则庶民自然能服其正直。欺骗庶民者，岂能久哉？身在高位者，自身端庄而待人，自身尽孝慈于其家人，能举用善者而教导不能者，则庶民则从风而向善。
为政之道，必由己正。己心既正，己行既正，则身虽不在君臣之位，亦足以使人正；己心不正，己行不正，纵然身居君臣之位，亦无以使人正。君自身之心行既正，然后民信其德；政教皆正，然后民信其政教。己能可信，然后能得人之信。
【7】为政者不可不知古今未来之“通变”。不知其“通”，而只知其“变”，则愈变愈不能“通”；只知其“通”，而不知其“变”，则墨守成规乃至食而不化，亦必误国误民。知其“通”，则能不离其宗；遵其道而应时、应世，则不害于事。能知“因”，而后可“损益”。
为政者不可不知“尊祖敬宗”、“推己及人”，不可不知义之所在、责无旁贷。未有“不亲其亲”而能“使人亲其亲”者，未有“不贤其贤”而能“使人贤其贤”者，未有己“见义不为”而能“使人见义勇为”者。是故，为政以德，德在于己；政在自正，自正而后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