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1。应邀方来，不喜则去；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4.14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人生在世，必有其位，父、子，夫、妇，兄、弟，姐、妹，君、臣，师、生，无不可谓之位。然而，此所谓位，指官位也。夫子此章之言，未言“君子”，则是泛指任何人。众人之所求，往往是官位，此亦未必是错误，君子也不是不可以居官位，且应当居于官位。
然而，如若无德，虽居官位，亦难以在其位而行道；君子是成德之人，邦有道，则在位即可行道；邦无道，虽不在位亦未尝不可独行其善。邦是否有道，非君子所能左右者，然而自身是否有德，却是自身所能左右者。人所当担忧者，不在是否有其位，而在于如何立于其位。
《周易·系辞传》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居位曰仁。”是故，所谓“所以立”，即是指“仁”而言。人而不仁，虽得位而难以保国安民；人而能仁，无论身居何处，必然不失其仁。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有仁心；若无仁心，则愧对于“人”字，纵然得其位又有何益？
人们常常乐于他人能成为自己之知己，此亦非错，然而，君子修德行义，往往能知众人之所不知，甚或有难以为人所知，乃至受人误解、受人攻击者。他人是否能知，强求不得，是故“不患莫己知”。如何“求为可知”也？
此所谓“求”，非求之于人，乃求之于己也。心地无私无欲，则心胸坦荡；能知“人之初，性本善”，即能知“人人相同之本心”。由心胸坦荡，且知“人人相同之本心”，则能“可知”。虽然“可知”，亦不能保证“人所必知”；君子但求“可知”，即“求其在己者”。
4.15子曰：“参（音身）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参，曾子名讳。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吾所传之道，由一而贯通之。”夫子所言之“吾道”，不可谓之“夫子所创立之道”，因为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为夫子“述而不作”，是故，“吾道”非夫子所创立，而是夫子所传。
亦不可谓夫子只是传道，唯有“得道”而后方能“见道”；“见道”而后方能“传道”。必能“得道”、“见道”，而后可以“传道”。“道”无形、无象、无迹、无声、无名，然而无时无处不在，故不可轻言“得道”、“见道”，尤不可轻言“传道”。
尝闻真一道子先生曰：“一”者，必是“道”所生之“一”，方可谓之“一”，欲与世俗所言之“一”区别，可以称之为“真一”。此所谓“一”，非由拼凑而来，亦非由选择而来，尤非臆想而来，否则，便非儒学经典所传之道，而是杂家之说。
夫子所传之道，是“一以贯之”；杂家之说，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之“一”，是“道”所生之“一”；“一以贯之”之“一”，是自定标准，而以此作为取舍、剪裁之原则。两千多年以来，“一以贯之”者甚多，是以两千余年未出圣王，而朝代频繁更替，生民不断遭受涂炭。
“贯”者，并非如串钱般另寻一条线索贯穿之，乃是自然贯穿。从“从吾所欲而无逾矩”而言，夫子所传之道，“理”与“欲”无不贯通，唯有“见性”、“尽性”，而“性”与“道”合而无一丝一毫之不合，然后，“所欲”无不合乎“道理”。“道理”也者，由道而生之“理”。
【2】曾子一个“唯”字，是“应之速而无疑”之义。何以“应之速”？非曾子一闻即知，乃是平素所习所修之成效，若无平素修习之功，则虽闻之而不解。人或误称夫子所传之道，是“孔子学说”，是无视夫子所传之“五经”，是误“圣人”为“专家学者”矣。
《论语》之中，夫子两次言及“一以贯之”，此章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卫灵公》则谓子贡曰“予一以贯之”，两者貌似相同，而实则不同。告曾子之言，所说是“道”；告子贡之言，所说是“学”。虽有不同，但两者也必“一贯”。
若“所学”非“一以贯之”之“真一”，则无以达“一以贯之”之“道”。“所学”既偏，“所成”难正；“所学”驳杂，纵由“所成”，亦必驳杂。若曾子所学有偏或驳杂，纵然听到夫子“吾道一以贯之”，亦不足以真解；若子贡不知“所学”不可有偏或驳杂，则必难得正道。
《礼记》曰：“学不可躐（音列）等。”所谓“躐等”者，谓不按次序、越级而行。譬如登山，岂能不拾（音设）级而上？不循正道而上，则路途之中不能见其所当见，纵然能登上山峰，亦可谓旁门左道，乃至可能误入歧途、异端。
曾子何以“无疑”？学有恒、信之笃，真积力久，修而有德，所以几近于“得道”，夫子告之以“吾道一以贯之”，亦必深信不疑。学者须知，如若曾子未到“几近于得道”之境界，盖不以此相告也；曾子“几近于道”，得夫子如此指点，速应而无疑，然后德至“宗圣”。
【3】夫子既已告知曾子“一贯”之旨，曾子速应而无疑，而后夫子离开。曾子之门人问：“夫子之言，何意也？”曾子告知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何以言“忠恕”？门人之德尚未修及曾子境界，而告之以修习之道也。
“忠恕”是何意？朱子曰：“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兹以此作解。“尽己”者，尽己之心也。若有丝毫未尽心，则非忠；“尽心”亦非“超出善心”，更非他人所能强迫者。人常不能“尽心”，但因尚有私心杂念而已。
“推己”者，推己之心也。若是推究他人之心，则容易成为讨好、谄媚；若是己心有私，只要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然而，毕竟人之所欲虽大体相同，而必然有所不同，譬如有爱肥肉者，亦有厌恶肥肉者，己不欲食之，不可以为他人亦不欲食之。
推己之心，在于推究自己之本心以待人。人人所同之心，是“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人人皆有，本来人人相同。如由己之“恻隐之心”，而不忍他人受伤害；由己之“羞恶之心”，而不忍羞辱他人，不忍他人被人厌恶。
“恕”字，固然亦有宽容待人之义，是“不求全责备于人”而已，然而不可理解为纵容。君子但以“忠”严责于己，而待人必“恕”。小人则往往不能尽己之“忠”，而以“忠”责他人；不能“恕”他人，而欲得他人之“恕”。能“忠恕”方能成德，不“忠恕”则终是小人。
曾子以“忠恕”而教门人，教之以修习也，免于使门人陷入思辩之空言也。读经而“深思明辨”，固然应当，然而，一旦陷于“思辩”而不躬行，则有悖于经典之教。是故，吾侪读经，切勿流于空言思辩，而当从“忠恕”而行，别无他途也。
4.16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之与小人，由人之用心而分别。“君子喻于义”者，用心于义、但知有义也；“小人喻于利”者，用心于利，遇事则以利衡量也。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程子何以有如此之言？
君子之于义，是君子但知有义，而置利害于不顾；小人之于利，是小人但知有利，而置仁义于不顾也。君子用心于义，小人用心于利，用心之方向不同，而用心之专一则相同。夫子何以有此言？非以辨别君子与小人，乃是告我以当用心于何处也。
由此而言，志在于利者，小人也，一旦此志不改，则终究只能是小人，而无以成为君子。若欲学习君子之道，必用心于义。固然，志在学习君子之道者，遇事常有“利”、“义”之犹豫，能终至“喻于义”，则近“君子”一步。从立志而为之，到习惯成自然，则可成君子。
“君子喻于义”，则“以义为利”、“大义凛然”、“舍生取义”，是故君子当义而置生死于度外。“小人喻于利”，则“以利为利”，进而“见利忘义”，甚至“背信弃义”，是故小人遇得失、生死，于平时未能显露者，只是得失、生死之诱惑与威胁有所不足而已。
“小人喻于利”，以其从利害考量一切，是故人或以圣贤君子为迂腐，乃至以为反动。若是读经亦由利害考量，而不知读经之义，必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然而，君子之义，亦不在于厌恶、鄙视小人，而以感化、教化、引导、管理、救助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