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63。下周日《诗经》因中秋节而暂停一次。应邀方来，但愿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
4.17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音醒）也。”
【1】贤，其本义为多财，由此引申，多才亦可称贤，多劳亦可称贤。是故，有贤臣之称，而无贤君之称。然而，此皆从世俗而言，经典之言则不尽同。依据经典，贤者以其“多劳无怨”而称贤，能多劳者必多才能，然而，多劳而无怨者，必有德之人，故非有德则不足以称之也。
见贤，谓得见贤德之人。思齐，谓己思以与之同也。人之多才，固然可思以齐之；人之有德，尤当思以齐之。其人有才，有德而后能用其才于正道；其人有德，多才必用于正道。是故，见贤思齐焉，思与其德相齐为首，而思与其才相齐为其次也。
“见贤思齐”，何以用“焉”字？“焉”者，“于其中”之谓也。贤者之贤，未必皆能贤于我，与其“贤”之中，择其“贤于我”者，思而齐之也。然而，有人虽“贤于我”而我不“见”，乃至谓人之贤为迂腐者；有虽“见”人之贤，而徒然赞美而不思与之相齐者。
谓人之贤为迂腐者，不足以论矣；赞其贤而不思齐之，是自断修德之路。孟子引颜子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与我相同之人也，其德至于圣王，亦修养其德而不断而已；舜之本性，我之本性，原无不同，修养则可至于齐之。
【2】见人之贤于我者，则思以齐之，“存天理”之道也；见人之不贤，则于我内心加以省察，我有若是者则改之，我非若是者则自我嘉勉，“灭人欲”之义也。君子之于人，则不可求全责备，然不可不求全责备于己。
“天理”既达，则无“人欲”；“人欲”既灭，则无非“天理”。“理”之与“欲”，犹如太极图中之阴阳，阴阳有一偏颇，则非太极图。“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其“欲”无非“理”；“欲”而成为“人欲”，则“蔽于人而不知天”，则“天人”不能“合一”。
此所谓“天理”，是天赋于人之理，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非“舍人”而“同天”，否则便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矣。至若“见不贤”而不能“内自省”，乃至我有不贤而不思改之，是“人欲”横亘于心，必不能成为君子，遑论成贤、成圣哉？
又有但见人之不贤，即责其不贤，而不知自责者。其责人则不恕，不知自责则不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不忠不恕，则背道而驰。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道者，自得天地鬼神及他人之助；背道而驰者，虽欲求助，岂可得乎哉？
4.18子曰：“事父母几（音机）谏。见【同现】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1】善于“事父母”者，必顺父母之心。然而，若俗之所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父母若非圣贤，其言行亦难以“无过”。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意谓天下之父母无过错也。此非实指父母无过错，而是孝子不忍心把过错加之于父母，但自责己身而已。
既然父母并非无过错，则有过错即当谏诤之。“几谏”，是子女谏诤之道也。何谓“几谏”？当父母之过错未发、未显之时而谏之，是“防患于未然”也。若不“几谏”，而顺随父母，使之一时身心，而待“患而已然”，则父母之心必不顺矣。孝子之“几谏”，是孝子之心也。
“几谏”之时，以过错未发、未显，固然可以柔声下气、和言细语，而唯恐伤害父母之心，而使自身失其敬意也。是故，子女之“谏诤”，非以责其父母，乃是尽己之善心，而使父母免于悔恨、损伤也。当父母之过错已发、已显，则子女之谏诤常难以柔声下气、和言细语矣。
“几谏”，莫若以己平日之言行。此非子女教训其父母，而是子女善其自身之言行。善言善行，或可使父母无过错之征兆，亦可使父母之过错防于其微、杜于其渐。如人之病，以“不治已病、治未病”未上上之道也。
【2】“几谏”固非必能使父母无过错，当父母之过错初发、初显之时，亦有子女虽善言相劝而父母不从者。当此志时，子女则当“见志”。“见志”者，诚心诚意而以孝敬之心谏其父母，非以道理、利害而责其父母，而唯恐父母因过错而受损伤也。
然而，即便如此，亦有父母不从者。当此之时，子女最易由爱而生怨怒，从而由柔声下气而改为厉声抗辩，乃至粗言责斥，虽发心本是为父母着想，而如此行为反而违背父子之礼矣。所谓“又敬不违”者，始终以敬、不敢违礼也。
身为子女，谏其父母而己不怨怒，或有因谏之再三而父母因而发怒者。当此之时，若其父母所作所为乃是邪恶之事，子女亦须苦苦哀求以谏之。至若父母因怒而打骂，则“小杖则受，大杖则逃”，若大舜之“父母兄弟杀之而能避”者。
所谓“劳而不怨”者，其一，子女苦苦相劝，是劳苦之事，孝子既欲尽己之孝心，夫复何怨？其二，子女阻止父母罪过，因此而受打骂，是劳苦之事，孝子但为父母之不受伤害，夫复何怨？其三，劝阻不成，而父母罪过已成，孝子亦当自责而挽救，或如缇萦救父，不宜怨责父母。
4.19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20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此两章之言于《学而》篇中已有之，于此《里仁》篇中再次言及，必另有其义，不可视为重复或错简。《学而》之言，从“孝悌”立说；《里仁》之言，从“仁义”立说。从“孝悌”立说，事非此不足以为孝；从“仁义”立说，是仁者必然如此。
父母尚在，女子不忍远离父母而远游，唯恐父母有事而自己不在身边，唯恐父母挂念；一旦不得不游于外，则必将所去之地方敬告于父母，唯恐父母担心。子女守丧三年，纵然父母之道有偏差，不忍加以改变，唯恐不孝、不敬。若父之道无道，改之亦可，但不忍之心不改。
仁者无私无欲、不计名利得失，是故，孝子之“几谏”、“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孝子之“不远游”、“游必有方”，孝子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皆出于心性之仁，而非出于外在之奖惩、赏罚。仁者之于仁、于物，尚不忍使之受损伤，岂忍其父母受丝毫损伤？
4.21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父母之年纪，为子女者不可不知之、记之，何也？以此而喜，亦以此而惧。所喜者何？所惧者何？朱子曰：“既喜其寿，又惧其衰”。吾不取此解。既曰“父母之年”，则父母未必年老者也，若是父母尚在盛年，则朱子之解有所不妥。
况且“寿衰”，近于“生死”，子女以父母之生而喜，似乎尚可；以父母之死而惧，则亦有所不妥者。盖自“亲亲”之情而言，则如此则尚可；但“仁”之理而言，则有所不尽然。“生死有命”，非子女所能定、所能改，而子女因此而喜惧，是情由外而生。
仁者，人德之本也。人而不仁，礼、义、智、信皆不足以成。“仁”，上则合于“天道”之“生生”，中则“不忍使任何人死于非命”，下则“不有意损伤一草一木”。仁者之于父母，固然“亲亲”，而与对待他人有所不同，但仁者之喜惧当出于其心性。
所谓喜惧出于心性，谓所喜出于可以对“生，事之以礼”，且可以尽孝于父母之生年；所惧怕出于唯恐自身不能尽孝于父母，而致使父母有所不顺心也。仁者用心，无微不至，然而，正因如此，才唯恐不能尽心尽性。是故，虽大舜、曾子，不敢以孝子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