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晚有183群共学。以文言作解，为使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诸位学友，请重视经文本身及先儒正宗传注；宗来所讲，仅供参考。学习经典，重在修身而躬行。】
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音浩）古，窃比於我老彭。”
【1】述者，因循其道而加以阐述也；作者，昔之所无而今欲新创也。夫子所述者，是圣贤君子之道，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如《诗经》《书经》；是由学习、修行所得之道，即所谓“天地人之道”，如《易经》《春秋》《仪礼》。
夫子所述之道，原文在于“五经”，然而，并非只是存其原文，而亦有讲述，如《易经》之有《易传》、《春秋经》之有《公羊传》、《仪礼》之有《礼记》、《诗经》之有《诗序》、《书经》之有孔安国传注，皆可谓源于夫子讲述而后世著录于简册者。
道君老子之《道德经》，其五千言之文可谓“作”，然而，《道德经》之“道德”并非“作”。何也？道德皆非人所能“创作”，人能承之，继之以学习、修行，然后能有道有德，倘若“道德”出于“人之创作”，则“道德”如无源之水矣。
所能述者，必非“器”非“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器”必由人“作”，不可“述”也。“道德”一旦有意而“作”，则入于一家一派乃至一己之“术”矣，如墨翟、韩非有意于“作”，故成“私学之术”，或偏离于道，或违背于道。
孔孟之后，能“述而不作”者罕见；或“述”中掺杂己见，而使所“述”不真、不正、不纯；或有意而“作” ，刻意创新，因而有“百家争鸣”之热闹，而不知“大道”因此而“裂”，天下因此而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是而非，混淆视听。
君臣民各行其是，则邦国必乱；父母子自以为是，则家庭必乱。中华民族各朝自行其是，则民族无统；世上各国自以为是，则天下无道。“述而不作”，并非“罢黜百家”，亦非“排斥异己”，但必知“主次”、“主客”。主次不分则乱，主客无别亦乱。
【2】信者，不先存怀疑之心也；好者，不先有厌烦之意也；古者，非世俗之所谓古，乃是口耳相传而符合正道者也。“黄帝四面、夔（音葵）一足”之怪异，夫子所不信；防风氏之骨巨大，夫子不疑。蚩尤作兵，杀人更易，虽曰可信，而不可好（音浩）也。
近百余年，“三皇之时”被列入“蛮荒之世”，“三皇之道”几乎尽归于不可信之列；“五帝之时”被列入“原始时代”，“尧舜之道”因而使人不能信；“三王之时”被列入“奴隶社会”，“夏禹、商汤、周文王之道”虽有信其人者，而其道则难以信，又岂能好之？
自战国以至于清末，皆被归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矣，纵有可信可好之处，亦终究不如今日之中华，乃至不如昔日之西洋、东洋。因此，国人于“古”，或不信不好，或所信所好者有限，由此而导致皇不皇、帝不帝、王不王、圣不圣矣。
人类社会，有纵有横。纵者，由古而今也；横者，由中而外也。若不“信而好古”，则惟有横而无纵矣。夫子之所述者，纵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道，横通“天下人人之善性”，信之好之，遵而行之，或有所不达；疑之厌之，违而逆之，是自暴自弃也。
合道之木，可以参天；注重纵向，如木之根深；注重横向，如木之枝桠伸展。中华民族有道统，以此治国，则国如合道之木；注重传统而治国，则国如根深叶茂之木；注重学习外邦而不注重传统，则国如根浅枝繁之木，禁不住风吹雨打。
“信而好古”，非“厚古薄今”，而是“博古通今”也。古今有时事之不同，非道德有所不同也。夫子之所述者，是“经”而非“史”。读经，可以明道；鉴史，则只是借鉴成败之经验教训而已，未必能明道。况且，不“信而好古”，则欲遵道、尊圣、敬祖，难矣。
【3】“窃比于我老彭”，此句之解多异说，兹不列举异说，重在求其义。“窃”者，内心所存，不求他人能知也。“比”者，认同之而欲与之相同也。“于”者，欲如此而尚未达也。“我老彭”，以“老彭”为亲而欲近之也。“老彭”，谓老子与彭祖也。
道君老子，终生学道、修道而“不作”，《道德经》之五千言，非有意而传，亦非有意而不传。彭祖亦“不作”，但“信而好古”，遵道以修，而寿至于八百。夫子欲以“老彭”为同侪（音柴），盖取老子之“述而不作”、彭祖之“信而好古”也。
夫子之“窃比”，是心中早已安定于此，虽不为他人所知、不为他人所认可，亦无所改移也。夫子称“我老彭”，可知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乃是自觉自愿也。兼言老子与彭祖，是兼顾“述而不作”之学习、“信而好古”之修行也。
古今中外，古今之人无数，中外之人众多，能“述而不作”者罕见，能“信而好古”者不多，能如夫子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尤其寥寥无几。真一道子先生尝曰：“孔圣之至圣，非谓圣人之至，而是始终学圣人之道、行圣人之道而至于圣也。”
而今而后，中外之人亦无数而众多，能信能好天人之道、圣贤君子之道，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纵未必达圣贤之域，而必能无愧于君子之称。身居君主之位者，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纵未必能天下太平，而必能国泰民安。
7.2子曰：“默而识（音质）之，学而不厌，诲（音慧）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1】“默而识之”者，闻人之言、见人之行，不以旁观之心评之议之，亦不以怀疑之心诘之怪之，只是默默记之于心，且以心求解。夫子能“默而识之”，看似不难，然而，天下之人，能“默而识之”者不多，以其往往有旁观、怀疑之心也。
一“默”一“识”，须仔细体会。颜子“于夫子之言无不悦”、“言终日而不违”，曾子闻夫子“吾道一以贯之”则“唯”，可谓得夫子之“默”者也。闻人之言、见人之行，即刻而生评判、怀疑之心，则必不能知言，亦必不能知人，则善言不能入、善行不能学也。
“识”字有二音，一是“辨识”之“识（音时）”，一是“存记”之“识（音质）”。盖于众人之言行，则“辨识而后存记”，非不分是非对错而杂收并蓄，即“明辨之”；于圣贤之言行，则“存记而后辨识”，是以此“辨识”自身之是非对错，即“畏圣人之言”也。
再者，“识”字，非惟“辨识”与“存记”之义，必能于“辨识”之后“存记”之，进而化“存记”为“融会贯通”，方可谓“解之于心”。倘若“不辨是非”而“存记”之，犹如“囫囵吞枣”；倘若“食而不化”，终究不能“化为己有”。
在“默”与“识”之间，无论是于众人之言行，抑或是圣贤之言行，皆当有“默”在先。何也？此所谓“默”，如船山先生所云：“不因语显，不以默藏”。于人之言行，闻之见之则欲显之于言语，已有不敬与傲气；闻之见之，不问则不言，有问则敬答，是礼也。
【2】“学而不厌”，是学而不知满足也。《道德经》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学人道已属不易，学地道、天道更难，至于“学道”，则尤其难。且“道”又有“源”、有“原”、有“元”，明乎此，则岂能“有厌”哉？
“诲人不倦”，是人有所不知、不明，来问于己，则敬答而使之知、使之明，不敢有所倦怠也。何以不言“教人不倦”？“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是主动教导人；“诲”者，“晓之以破其晦暗不明”也，是有问而后答。
学无止境，而学者常常自满；一旦自满，则再无上进之阶。我虽能明，人有不明而来问，我易因此而倦怠；一旦倦怠，则或如见人有危而不救助，是失恻隐之心也。“不厌”与“不倦”，皆取决于己。学而不厌，似难而实易；诲人不倦，似易而实难。
君子“下学而上达”，上无止境也，知乎此则能不厌；人不明而来问，或有再三晓之而未能明者，或有多人所问而相同者，或有自以为浅显易懂而人竟不知不懂者，如此则易于倦怠，乃至厌烦，若能忠恕，则不至于倦怠、厌烦。
陈祥道先生曰：“‘默而识之’，德也；‘学而不厌’，知【同智】也；‘诲人不倦’，仁也。时之人，道听而途说，皆德之弃，非所谓‘默而识之’也；或画焉，或愿息焉，非所谓‘学而不厌’也；或先传而后倦，非所谓‘诲人不倦’也。”
【3】“何有于我哉”，朱子解其意为“言何者能有于我”，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也”。由此而言，则夫子以为，本应如此而己未能达，故谓之“谦之又谦”。
所谓“谦”，非有意自认卑下，而是自认为确实未达，亦可谓“学而不厌”之征，是自勉勉人之言。《易》以“山在地下”为“谦卦”之象，“山”固然在“地”之上，是“山”虽高而无“地”则不立，是“山”虽高而终属于“地”，且“山”终究不如“地”之广大。
“何有于我哉”，亦可理解为“我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于我有何功德可言”，意谓能如此，本是我应当之事，是无功可自伐、无德可自傲；若不如此，则愧疚于心，愧对于心，亦愧对于人矣。若自认为有功有德，则非“谦谦君子”。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人人所当行、人人所能行者，夫子至圣，而不敢自认为已达，不敢自认为有功德可居。可叹人间之人，多有当行能行而不行者，则或甘于堕落，或止足不前，或半途而废，到头来，回首此生，是否会因此而悔叹？纵悔叹亦已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