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40：《论语·颜渊》008（201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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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子贡问政，是问“为政之道”，亦即如何“自正正人”，如何处理政教之事。夫子告之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政令”之事也。“足食”者，如孟子所言“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广而言之，“足食”者，非惟“民以食为天”，凡庶民之衣食住行皆在其中矣，惟举关乎民生最重之“食”以言之而已。所谓“足”者，非以求“富”也，谓“充足”也。何谓“充足”？不仅国库之用与百姓之用充足，且能备战备荒亦“充足”。
备战备荒之“充足”，以何为准？《谷梁传·庄公二十有八年》曰：“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无六年之畜曰急。”“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据此，国须有九年之储蓄，方可谓之“充足”。能如此，则庶民可以“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矣。
所谓“足兵”者，不仅士兵、兵器、军资足以防国内之暴乱，足以御外来之侵犯，且须“训练之而使战不北、守不溃”也。《道德经》曰：“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是故，圣人惟用兵以保民救民，不得已而用之。“足兵、足食”，以“民信之”为指归，方是“为政”之道。
【2】“民信之矣”一句，须斟酌深思。“足食，足兵”，是“政令”之“仁”，由此可以“民信之”。一者，此所谓“民信之”，是庶民信赖其君、其朝廷，非要求庶民信赖之；再者，仅仅“足兵，足食”，尚不足以得其民之“尽信”，必有教育、教化方可。
所谓“教育、教化”，非教庶民如何信赖其君、其朝廷，而是教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教之以“仁义礼智信”之德，教之以“圣贤君子之道”。有“教育”，未必能成“教化”；无“教育”而能成“教化”者，未之有也。
“教育”者，使庶民守其“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进而教以如何修养充实之而成“仁礼义智”。人人生来皆有“仁礼义智”之“四端”，受之于天，人皆有之，是故，此“教育”并非植入、灌输、塑造，而是使之自我养成。
有如此“教育”，然后能有“教化”。“教化”者，有内在之诚而能自然呈现于外，内能“中”而“和”于外，“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言行举止之发于心，犹如天之降雨，犹如地之涌泉，不倚赖于外，亦无改易于外，如此受教而自成自得，方可谓之“教化”。
为何要“足食，足兵”？君主唯恐有一者之不足，而使庶民有饥寒危亡之患，如此君主，可谓仁君。倘若君主之“足食，足兵”，先存有“使庶民信与我，不离叛”之意，虽非“不仁”，却不足以谓之“仁”；若国君只以政令而求“足食，足兵”，却无教化，民不足以信之。
【3】“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子此言，侧重于政令之仁。子贡既闻之矣，而有问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夫子又告之曰：“去兵。”其中难解之处，在于“必不得已”，在于“去”字。
何谓“必不得已”？谓无法兼顾之境况。船山先生曰：“‘必不得已’之云，自以施为之次序而言，而非谓其有内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势。”此言为是。何也？子贡所问者，“为政”之道也，夫子所答者，亦“为政”之道，非惟“保国”、“保民”之法。
《易经·系辞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论语·为政》篇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之道，与“立人之道”有所不同，然而，人民尚真诚而彼此不自欺、不相欺，而后“政令”能行，而“人道”能立。
是故，“信”者，“立民”之道也；“仁义”者，“立人”之道也。“为政”之道，“自正正人”之道也。其基础在于使人能知自别于禽兽，否则，纵然“足食，足兵”，亦不过“如禽兽之相哺相卫，求以趋利而避害”，轻则为夷狄，甚则如禽兽矣。
【4】再解“去”字。朱子注曰：“去，上（音赏）声，下同。”何以读之为“上声”也？据《康熙字典》，“去”字读为四声（去声）时，为“来去，离去，去就”之“去”；读为三声（上声）时，为“彻、藏”之义；读为一声（阴平）时，为“疾走”之义。
今朝（音潮）之汉语，“去”字已无“上声”读法，但其义尚存。盖所谓“彻”者，“撤”也，“退”也；“藏”者，“存而不用”也。皆非“去除”之义。此章之“去”字，亦即“退之于后”之义，如船山先生所谓“不先之谓耳”。
子贡谓夫子所言者有三，一为“足食”，二为“足兵”，三为“民信”。倘若三者皆可足而全之固然最佳，然而，倘若于某种情况之下无法三者兼顾，则三者之中何者可以退而次之？夫子答曰“去兵”，谓“兵可退居末位”也。
所谓“兵可退居末位”者，未必“无兵”，只是“不以兵为先务”而已。是故，朱子解曰：“言食足而信孚，则无兵而守固矣。”此解之义有所未妥者。如船山先生曰：“世儒错看‘去’字，说作已有而故去之。”且所谓“守固”，谓“守城、守国”，而非“守政”矣。
【5】子贡再问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其意曰：“倘若境况无法兼顾‘足食’与‘民信’二者，则于此二者之中，当以何为先，以何为次？”夫子答曰：“去食。”盖谓“以‘民信’为先，以‘足食’为次”也，“为政”之要，正在于此。
然而，“去食”而“存信”，是使人最难解之处。须知“去食”并非“不食”、“废食”、“绝食”，而是“先信而后食”，犹如“仁与身不可得兼，宁杀身以成仁”，犹如“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是故，夫子继而又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夫子所言者，是“自古皆有死”，而不言“人民自古皆有死”，盖言人民自古皆有死，禽兽亦是自古皆有死，但人民之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为人而死，或如禽兽而苟且偷生。圣贤君子、仁人志士，视仁义重于生身；英雄豪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然而，夫子此处所言者，乃是“民”。“民”者，生而为人，既有人之本心本性而尚未自知者，是故，夫子所言只是“信”，而非“仁义”。君子必先仁义而后生身，“民”之为“民”，则亦须守“人之所以为人”之底限，即此所谓“信”。
【6】夫子此处所言之“信”，非“仁义礼智信”之“信”，而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信”。倘若“民不信”矣，则虽自欺欺人而不以为羞耻，人间成为丛林而不以为忧，尔虞我诈不以为非。如此，则“天下亡”矣。
顾亭林先生《日知录》中尝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夫子此言，从“天下兴亡”而言，是故，船山先生曰：“此夫子彻底将天德、王道合一之理，与子贡言为国之大经，以定缓急之次序，而非向倾危败乱之国，作君民同尽计也。”深究熟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与“去兵，去食，存信”，学者可以自得之。
以上所言，乃是从“为政”之“人人自正”而言，故皆言“民”之“信”，至若“君臣”，尤须此“信”，且应当是“仁义礼智信”之“信”、“诚信”之“信”。“君臣”如此，方能行教化而使庶民趋于“信”，方能得庶民之信赖。
君主、臣子之“自正”，与“庶民”之“自正”，其字虽同，而其义有所不同。若君主、朝廷不得庶民信赖，则庶民必不安；庶民不安，其君主、朝廷岂能长治久安？然而，庶民之安，非惟其身之安，更在于其心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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