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九讲：QQ群讲座稿：《诗经·豳（音宾）风·七月》（二）（2017.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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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月》之《诗序》讲解：
【1】《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所谓“陈王业”，是指“陈述行王道者如此如此，方能成就王者之基业”，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并非惟有周朝之先祖、先公须如此也。学《诗经》，须学其道理。
言“王业”者，以别于“霸业”也。“王业”必“由仁义行”而致“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纵然不得已而用刑罚、武力，亦必发乎“仁义”；“霸业”则是图谋“富国强兵”、“称霸人间”，纵然有“仁义之行”，亦只是以“仁义”为工具而已。
何以言“王业”而非“王道”？“王业”是从“现实之功效”而言，“王道”是从“所须遵循之道”而言。“王”者，“天下之民归往”也；“由仁义行”则天下之民自然归往，不可“为使天下之民归往”而“行仁义”。“业”者，“所成之功效”也。
《豳风·七月》之所言，非“王业”之全体，而是“王业”之“基本”。其所谓“基”，犹如建造房屋楼宇之地基，犹如树木生长之土地；其所谓“本”，犹如房屋楼宇之底座，犹如树木之根本。无“基”则无处立其“本”，不立“本”则虽有“基”，亦如旷宅空地。
“周”之“基业”，是“豳地”；其源头在“后稷”，成就此“基业”者，是公刘、太王。由“基业”而趋于“王业”，其地在“西岐”；“王业”之振兴，始于“西伯侯（周文王）”，“周武王”继之，“周公”成就之，然而，此诗之作，在于尚未成就之时。
【2】“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四子，周武王之弟弟，周成王之叔父。周武王伐纣既成，分商纣京畿之地为三，以邶封于商纣之子武庚，使管叔在鄘、蔡叔在卫，三人共同监管殷商遗民，故谓之“三监（音兼）”。此为先儒之说。
然而，唯独郑玄先生不然，谓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是不以“武庚”为“三监”之一。《史记·卫世家》则谓武庚虽得封，而恐其有贼心，故令管叔、蔡叔辅相武庚。《史记》未言霍叔，却以管叔、蔡叔为“二监”，且名为辅相，实则监督矣。
以理言之，先儒之说可取，而郑玄先生、《史记》之言有不可取之处。何也？周武王既封武庚为邶国之侯，以管叔、蔡叔辅相之，是信任并尊重商纣之子武庚，而使三人共同监管殷商遗民，而非使之监督武庚；倘若是以管叔、蔡叔为监督武庚者，是不信任尊重武庚矣。
盖郑玄先生、司马迁先生，据史实而误解周武王之心。倘若周武王以管叔、蔡叔为监督武庚者，则周武王防武庚如同防贼，而欲武庚之不叛亦难矣。何以谓之误解周武王之心？以“庸君之心”比附周武王“圣王之心”也；武庚自知被辱为贼而受监督，岂能心服？
其后有“管蔡之乱”者，是周武王病而崩，丧葬之事既毕，而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欲诬周公而篡权，非武庚欲叛周，盖武庚乃是受管叔、蔡叔之蛊惑胁迫也，否则，不宜谓之“管蔡之乱”矣。是故，先儒所言以“武庚、管叔、蔡叔”为“三监”可取。
【3】所谓“周公遭变故”，是管叔、蔡叔造谣诬蔑周公，而流言遍布，周成王亦因而怀疑周公。据《书经·金縢（音疼）》，管叔、蔡叔谓周公将不利于周成王；周公闻见此事，告之于召公、太公，曰：“我知弗辟，我五以告我先王。”
对周公此言，其解有二。一解谓“我若不依法治其罪，则成周之道难成，无法告慰我先王”，因此而东征，而管叔、蔡叔获诛；另解谓“我若不退避，则成周之道难成，无法告慰我先王”，然后避居于洛邑二年，未尝诛管蔡。据《金縢》下文之言，当以前者为是。
至于其史实如何，此不复探究。何以不复探究？《诗序》言“周公遭变故”，非欲表述其史实，而是欲借此以明“致王业之艰难”，如孔颖达先生《疏》所言“先公遭难，乃能勤行风化；己今遭难，亦欲勤修德教”，亦即王业易半途而废、圣王亦难免流言与误解。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王业”之“基业”虽已具备，却可能功亏一篑。盖“周成王”若听信“管蔡”之流言而疑弃“周公”，则先公、文武所建之“基业”、“王业”或许因此而毁于一旦，是所谓“功败垂成”也。
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诗经·王风·黍离》曰：“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圣贤君子“修德进业”，然而，终究难以避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难免有奸佞邪恶之“流言诬蔑中伤”，当此之时，守道义而不渝方为圣贤君子。
【4】所谓“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是从“王业”之源头、“基业”而言“王业”之“艰难”。先言“后稷”，以“周族”之源为“姜嫄”，“周族”之祖则为“后稷”，“周族”之“仁德化民”亦在于“后稷”，“周族”之先公乃“修行后稷之教”。
“后稷”之功德，见于《诗经·大雅·生民》，其培育五谷、教民稼穑之所以为功德，在于惠民于千秋万世，是其功也；虽不自以为仁德，然而，“仁民爱物”之心在其中矣。其功则可以为“王业”之奠基，其德则可以为“王道”之“教化”。
次言“先公”，谓周族之公刘、太王诸人，皆能“修行后稷之教”。若无“先公”世代之功德建树，则无“王业之基”，岂能有“王业之成”？“王之业”，其根本在于“王之德”，其基础在于“王之功”。德不至，则无以得天下民心；功不至，则无以泽惠苍生。
所谓“风化”，犹如春风使万物发生，夏风使万物生长，秋风使万物收成，冬风使万物生机敛藏而保存再生之良种，由此而使万物无不保其本性而自生自成、生生不已也。“后稷”及“先公”之“风化”，即以其功德而使庶民各得其所、和睦相处而繁荣昌盛也。
“风化之所由”之“由”，何谓也？在上而可遵循者谓之道，在下而可践行者谓之路，道路之间而可作为法则、规矩者谓之由。是故，“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谓后稷先公风化之法则、规矩，或可解为“物之理”、“事之理”，《七月》所言即此“事物之理”也。
【5】“致王业”，谓使“王业”自“基本”而至于“成就”、自“成就”而至于“长久”也。何以谓之“艰难”？自后稷而至于周文王、周武王，其中有一世一代之不继，则如逆水行舟而停棹（音照）；德不至于“王之德”，则不足以“明明德于天下”而“得天命”。
自“后稷”、“先公”、“文王”、“武王”而至于“成王”，“王业”之功将成而尚未成，倘若稍有疏忽，听信流言，则“王业”凋零，庶民或由此而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犹如七月之谷物虽有实而未饱满，倘若有一场风暴冰霜，则或许颗粒无收，饥荒由此而生。
遵行“王道”而成“王业”，犹如“千层之台起于累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不可“以为无益而舍之”，亦不可嫌其缓慢而“揠苗助长”。正所谓“毁树容易种树难”，如杨柳之易于存活，然而，十人植树而一人拔之，则杨柳终究无法成活。
然而，万里之遥，看似艰难，然而，跬步而行之不辍，则日渐近而可达；“致王业”固然艰难，然而，修心养性而成德，一言一行无不出于“仁民爱物之心”，则“王业”之基可见，“王业”之成可近可达。“王业”如此，天下之事莫不如此。知难而退者，不足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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