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63：《论语·子路》008（2018.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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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子适卫，冉有仆（音璞）。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音交）之。”}
【1】“子适卫”，夫子行至卫国也。“适”，正体字作“適”则读音为“事”，作“适”则读音为“括”；所谓“简化字”将二者合一，废“適”而留“适”，从而造成其义混淆。《说文解字》曰：“適，之（音至）也。从辵（音辍），啻（音赤）声。”
“啻”者，言少而精当之义也。以“啻”为表音之象，取其“少而精当”之义。从辵，谓“沿路而行走”也。是故，“適”必非轻易而行，且必遵循规矩。“子适卫”，以及行至列国，非夫子“周游”，更非为谋求官职，乃是为使天下有道而天下太平也。
多年来，人常谓夫子行走于各国为“周游列国”，已是所谓“常识”，由此可知，今之所谓“常识”与事实不符者多矣。譬如，“常识”不认可“经典”是“圣人之言”，而以为可与其他书籍等量齐观；不认可“圣人”是得道之人，而以为可与专家学者相提并论。
在“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且“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之时，即如顾亭林先生《日知录》中所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若夫眼见“天下亡”，而无“救天下”之志愿，必不能成“圣贤君子之德”。
有此志此愿，在佛教则是“佛心”，在道教则是“仙心”，在儒教则是“圣心”。有此志此愿，而德不至足以凝道，则不免有偏颇不足，乃至或误入歧途而不能自知自觉。有此志此愿，而不躬行践履，终究只是空想。夫子行于列国而“援道以救天下”，躬行践履也。
【2】“冉有仆”，冉有为夫子驾车也。“仆”，正体字作“僕”则读音为“璞”，意谓其人犹如未加雕琢之璞玉，有善性、有才能而修养不足者也。故《说文解字》曰：“僕，给（音挤）事者。从人从菐，菐亦声。”而正体字之“仆”字，则是“向前倒地”之义。
今之所谓“简化字”，废“僕”而存“仆”，以一字而兼涵两字之义。此章之“仆”，是“僕”义。所谓“给事者”，亦即听人之命而做事之人。《周礼》注曰：“僕，侍御于尊者之名。”亦即为尊者驾车之人。此章之“僕”，即是此义，是“给事者”之一。
“冉有仆”，则冉有驾车，听命于夫子；是夫子行走于列国，“援道以救天下”，冉有随从夫子而学焉。其所当学者，圣贤君子之道；既学圣贤君子之道，则须立圣贤君子之志，须发圣贤君子之愿，须修圣贤君子之德，须有圣贤君子之行。
夫子于车上，见卫国之民人众多，而叹曰：“庶矣哉！”庶者，众多也。民人众多，本是可喜之事，何以称夫子之言为“叹曰”？民人虽多而贫穷，乃至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一可叹也；民人虽多而不知礼义，乃至不知自别于禽兽，尤为可叹也。
身居“为政之位”者，若其发心为“利”，则无论是欲增加人口，或欲减少人口，皆非“仁义”之政。为加速“富国强兵”而欲以民人众多为“廉价劳力”，或控制生育而“减少负担”，则非“仁义”之政；若增加人口而为拓土开边、称霸天下之“炮灰”，尤为不仁不义。
【3】冉有闻夫子之言，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其意谓：“既已民人众多，然后应当如何？”夫子答曰：“富之。”意谓“使民人富裕”。或许冉子并非不知应当使民人富裕，夫子所言“富之”，亦必简单一个“富”字可以了得。
朱子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此是从“天心”、“天子”、“国君”作解。此与“天心”、“天子”、“国君”有何关联？天下之人，皆是天地所生，“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子”受命于天，“国君”受命于“天子”。
“天子”受命于天，所受之命在于“保民”；“国君”受命于“天子”，其所受之命亦必在于“保其国民”。纵然不是“天子”，亦非“国君”，“为政者”亦须有“仁心”以行“仁政”，否则，便是违背“人性”，亦违背“天心”。
倘若“民生不遂”，则“天子”违“天之命”，“国君”违“天子之命”，“为政者”违“人之性”矣。从其禀受于天之“人性”、“天命”，从其受之于“天子”之“使命”，则当如何？必施“仁政”而后可。何以施“仁政”？“制田里，薄赋敛”也。
何谓“制田里”？可以从孟子之言而知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所谓“薄赋敛”，则是“君臣民一体”而“仁政爱民”之义。
民人未富之前，如何“富之”？《泰伯》篇中有夫子之言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大学》有言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若以非仁、非礼、非义之道而致富，则人间“道德礼义”因此而失，此则非“华夏”而成为“夷狄”矣。
【4】冉子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其意谓：“民人既已富裕，然后应当如何？”夫子告之曰：“教之。”意谓“对民人以行教化”。冉子此问，无意之间已有偏颇；夫子随冉子之问而答，则易于使读者误解。偏颇何在？误解何在？
并非必待民人众多之后，方可富之；亦非待民人既富之后，方可教之。否则，便是偏颇。岂能民人尚寡则任其贫穷？岂能待民人既多再“制田里，薄赋敛”哉？凡生而为人，则不可使之蒙昧而近禽兽，岂能待民人既富再教之以“做人之道”哉？
人者，天地所生之人也，为政者，岂能如养犬养马一般？岂能如养禽兽一般？是故，《易》曰：“童蒙养正，圣功也。”是故，教化为主，而政令为辅。若无教化，则政令亦难通行。“庶之”、“富之”、“教之”三者，“为政者”不可轻视其一也。
或许在现实之中，有分三者为三步者，或是因不知圣贤君子之道，或因事实如此而迫不得已。倘若三者必分三步，则如《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此如此，则可谓既已“饱暖思淫欲”矣，然后使之“饱暖思礼义”，如待病发而后疗之。
自孟子之后，中华历史两千余年，朝代更替数十次，在位之君数百上千人，“庶、富、教”三者错乱者，或有所缺失者，多矣。又有不以“圣贤君子之道”以行教化、施政令者，亦多矣。是民人之不幸，是家国之不幸，是天下之不幸。惟望自此以至于此后能免于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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