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济南的南部山区的采石镇，曾有一个始建于唐朝的洪门寺，可从现在仅存的两口小井和一座与普通的民宅没什么差异的老房子中，谁都很难想象的出，这里会是一座曾拥有500多和尚的大寺庙。但就在这里，相传曾发生过一起500多和尚被活埋，并用犁铧耙去了头的故事，即“琵琶滩里耙和尚”的故事。“琵琶滩里耙和尚”在历史上是不是真有此事，已无从考证，但这个传说却是个有着经典意义的传播案例。
传说洪门寺香火最旺的时候，住寺的和尚多达五百余人。为了解决和尚吃水的难题。寺中几位住持商议要建两座大型蓄水池，因工程巨大，耗资要上万，寺里实在财力有限，所以决定上奏当朝皇上，请求国库拨款资助。由于当时正值盛唐，国家又奉行佛教，所以洪门寺的请求很快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几年后，洪门寺上报朝廷说：在寺南、寺北各修了一个池塘，并命名为南北“金官池”。
后来有一年山东大旱，皇上微服私访来到山东济南。忽然想起“金官池”一事，便到了洪门寺。一是进香拜佛，二是查看耗资巨大的南北“金官池”的修建情况。皇上到了洪门寺，看到所谓的“金官池”，只不过是两个深不过半尺，长不过二尺的石坑，气得七窍生烟。当即以欺君和诈骗库银的罪名将寺中几位主持，绑回了京城治罪。几日后，皇上的火气渐渐消了，念及都是出家人，所以也就不想再对其他众和尚严惩了。因此，当刑部请示皇上如何处置洪门寺的其他和尚时，皇上宽容的摆摆手说“罢了，罢了”。
可刑部的传令官却把“罢了”理解成“耙了”，于是御林军把寺中所有和尚赶往琵琶滩，捆绑双手，用土埋住身体只露了个光头，把马套上铁耙，在地里来回飞驰，顷刻间几百个可怜和尚做了耙下冤鬼，使洪门寺遭受了灭顶之灾。
从民间传说的传统教化意义的角度，人们自然可以把悲剧的根源笼统地划归为人类的贪婪和瞒骗，但仅就这个故事而言，造成500和尚冤死的直接原因，却是刑部传令官对皇帝发出信息的完全错误地解读，500多人死于“罢”与“耙”的一字之差。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我们却可以做个多层面的解剖式地分析。
信息传播首先要有编码者和解码者，在这个故事里皇帝是信息的编码者，刑部传令官是信息的解码者，皇帝编的信息码是“罢了”，这对于经常可以展示自己的皇恩浩荡的皇帝而言，这个编码完全符合逻辑。刑部传令官解的码是“耙了”，表面上看问题是出在了同音字上，但与“罢了”的同音字还有许多，为什么是“耙了”取代了“罢了”。
我们知道传播活动本就是个互动的过程，这个活动的完成取决于解码者对编码者的信息阐释、组织和判断。
“阐释”在传播学上解释为：是要赋予概念以一定的意义，而“意义”又是人们长期积淀的一种内在体验。刑部传令官，从事的职业是严惩坏人，因此敢公然欺骗到皇帝头上的洪门寺的和尚们，在刑部的传令官看来自然只有杀无赦了。
“组织”在传播学上解释为：是要把信息整合到自己已有的信念和态度系统中，这个整合过程的支撑取决于两个变量：价位与指向。“价位”是指信息是支持还是反对你的信念。由于刑部传令官的信念是和尚有罪，理该处罚，所以“耙了”是与他的信念想吻合的，而“罢了”则是完全相对立的，因此他在把对人、物、情景的信息整合形成自己的态度时，潜意识让他选择了支持自己信念的“耙了”。
“判断”在传播学上解释为：是对语言、非语言信息做出的评估。“评估”是一种主观行为，它以自身内在的支点和自我的介入为基础，“自我的介入”是指个人与特定事物的相关程度，当信息与个人的立场大相径庭时，信息会处于解码者的拒斥范围内。在刑部的传令官的内在自我概念中，欺君杀头、株连九族这是天经地义的，因而“罢了”的信息完全在他的拒斥范围内，所以他判断成了“耙了”。
“罢了”“耙了”，这两个同音字，就这样经过一系列的人内和人际件传播，使本来该是虚惊一场的喜剧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琵琶滩里耙和尚”。
（责任编辑：黄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