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殁，音莫】，观其行（音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1】父子之间，其父尚在，子不得自专。何也？一者，子乃父遗之体，子体受伤，则父心隐痛，是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妄用其体，不顾父心隐痛，是为不孝。再者，子承父体，子承父命，子承父业，子承父志，既然是承，则不敢自专。
然而，“不敢”与“不得”有别。“不敢”者，或因子之心知有尊卑上下，此谓知礼之本；或因有所畏惧。“畏惧”有二，或因畏惧其父伤心，或因畏惧受其父之责罚。“不得”者，或遵礼而不宜，或摄于父威而无法。
孝子发乎心而守礼，其不“自专”，乃是由内而外；貌似之孝子，心有自专之欲，而或迫于礼而不敢自专，或迫于势而不能自专，乃是内外不一。父子同心同德或同名同利之时，孝子与貌似孝子者之行无异；惟父子不能同心同德、同名同利之时，二者之异必显。
然而，父有桀纣之类，亦有尧舜之类，介于二类之间者，又不知其凡数。子不得择其父，孝子于父志是非善恶不可不别。于其父之是与善，承之成之，此乃当然；于其父志非与恶，孝子则当谏之诤之，以免陷父于不义，此亦当然之理。
谏诤，亦必有谏诤而父听与不听者，于其不听者，则为子作难。是非之异，若出于天理，亦即善恶之异；若出于己意人欲，则为自以为是。于善恶，则从善不从恶，孝子谏诤而不听，则号泣而谏，虽受鞭挞而无怨；父已强行，则孝子自承其罪过，不忍怨责其父，若缇萦救父。
若自以为是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为父者必自以为是，为子者亦自以为是，如此者，子岂敢谓己之所是必是乎？是故，为子者，申述再三，若能同之，则不必再说；若终不能同之，则孝子当从其父，而不忍伤父之心。
是故，有父尚在，子不得自专，而为子者之志当在于善，而其所行则未必出于己意。志在于善，则可知何以事父事君，何以交友待人。如若子志不善，则事父纵然貌似孝子而非孝，事君纵然貌似忠良而非忠，交友待人纵然貌似诚信而非诚信。
【2】于形体而言，人之有生，则必有死。父在之时，孝子赡养之，善事之，不得自专；父既不在，孝子亦不敢自专，而遇事则不得不决断。当此之时，为子之行，则是出于己心己意，然而，孝子必承父之善志而成之，承父之业而大之，大则光宗耀祖，次则不辱其亲。
设若其父在世之时或有不善、恶行，孝子则以其善心善行弥之补之，若父债子还，若代父受过。归咎于父，孝子之心所不忍。父既不在，其恶名难免出于他人之口，而孝子不忍出于己之口；孝子之善心善行昭著，进而他人亦称道孝子之善，而不愿当面责其父之恶。
父既不在，父恶而子善，固不能改其父之恶，子善则不失为子之道，不失为人之道。《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父善而子亦善，积善之家也；父恶而子亦恶，积不善之家也。父善而子恶，是子失为子、为人之道；父恶而子亦恶，终恶贯满盈。
父行之善恶，在于父，父在而子不得旁观、逢迎、助长；父既不在，子行之善恶，在于子，若子之志在于善，进于仁，达于道，则非惟其家之幸，亦其国之幸、天下之幸。是故《孝经》曰孝之“终于立身”。立身者，其心既善、其行亦善之谓也。
丹朱有帝尧为父，丹朱非不善，未尽善而已；子思子有伯鱼为父，子思子能进其善也；帝舜有瞽叟为父，帝舜能尽其善也。《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慎终追远，孝子之行；修身明德，孝子之本。为子者，其勉之。
【3】父殁，子有三年之丧。三年之丧，不因父之善恶而改者也。何也？父子天伦，非由善恶而定；父子亲情，非因善恶而变。其父之道，有善恶之参差不齐，或有当速改者，或有需当损益者，或有当承继者，固不可执一而论之。
当承继者，固不待言矣。当损益者，乃至当速改者，必有不善者，乃至有恶者，由利害而言，似当迅疾损益而更改。然而，由天理而言，三阳开泰，阳非骤来；雨过天晴，晴非倏至。由人情而言，父殁而守丧期间，为子者汲汲乎改易其父之道，若嫌其父之不早去，于心何忍？
“父之道”，因父之尚在，子不得自专，固无以改之；父之方殁，子得以自专矣，因此而未及三年之丧毕，即汲汲乎改之，是意欲守丧也？抑或意欲自专也？若非意欲守丧，则非礼也。孔安国先生曰：“孝子在丧，哀慕犹若父存，无所改于父之道。”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者，由父子而言也，若非父子，则另当别论。纵非父子，亦须慎重，朝令夕改，操之过急，用心虽好，亦必生乱。北宋王荆公（名安石）变法，司马君实（名光）得位则速废之，王荆公复位则速行之，则国民如遇颠簸而不得安宁。
孝子于三年守丧之时，心在丧亲之哀痛，是故“无改于父之道”，非有不善、有恶而不能改，其终究无所改，惟在于不忍于改，夫子是以谓之“可谓孝矣”。所谓“可谓孝”者，非谓“尽孝”，乃是其孝心笃厚而无虚伪耳。
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礼之用，和为贵”者，谓制礼而行之天下者，必以致于和为旨。此所谓和者，非由天下人人之德而言，与《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不同。“发而皆中节”乃是有德者所能达，非众人所解能达者也。“和为贵”之和，上体天理而下合人情之谓也。
要言之，制礼者，不可逆乎人情，而制礼以拘束众人为旨。所谓上体天理者，以礼乃是法乎天地之序，而天地之序非强制以有之，乃是自然而然。礼之行于人，亦非可由强制而能达者也。强制则终不能致和，拘束亦终不能致和。
所谓下合人情者，人有上下尊卑，亦有民有人，制礼者必以上下尊卑之常、民人之本心而制礼。上下者，如父子，其序不可更改，以礼而致其和；尊卑者，如君臣，其义不可变易，而以礼致其和；民人者，如小人之与君子，其德有不同，以礼而致其和。
《礼记·乐记》曰：“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盖“先王之制礼乐”，非以强制、拘束人，乃是以人之所当然而制礼，若水之在江河湖泊而不泛滥，必有涯岸堤坝，若遇有阻碍者则疏通之，非堵截水流而阻遏之也。
民，萌也，蒙之未启者也，不可担大任，故谓之小人。人，蒙启而知德者也，其成德者谓之君子。无论小人与君子，其本心皆具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本无不善，是乃小人君子之所同，先王制礼，以此为本而用之。
若谓某人非人，其人闻之，不怒者罕见；若谓某人不男不女，其人闻之，不以为辱者鲜矣。何以如此？人莫不知人与禽兽之别，人莫不知男女有别。人不能与禽兽之别，枉生为人也；男女无别，大乱之道也。圣人制礼，使人知自别于禽兽，自知男女之大防，自然之道也。
【2】先王者，非谓往昔称王者之全，必行王道而合王道者为使。桀纣皆自称王，而背弃王道，背弃礼义，非惟不爱其民、不和其民，是僭称王者也。是故，惟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三王”之典范，而非谓夏商周三代之在“王”之位者皆为王。
真一道子先生曰：“有民王，而无人王。”王者禁锢其民，岂能使民归往？岂能致君臣民之和？不能使民归往，不能致君臣民之和，则非王道矣。王者亲任君子而爱民，惟以致和为旨而制礼，然后能“和而不同”。若以礼禁锢、拘束、强制于民，则无以致和。
先王之道，王道也。其美何在？在于以礼致和，而非以礼强制于民。王道者，三王之道也，而以周文王为达，是故父子“宪章文武”。以《春秋》之“三世”言之，则王道为“升平世”之道，乃“小康”之道，致“和平”而已；非“太平世”之道，非“大同”之道。
“太平世”乃是致“太平”、“大同”，五帝之道是也，而已尧舜为达，是故夫子“祖述尧舜”。至若“自然之道”，则谓“三皇”之道，以羲皇伏羲氏为达。然而，夫子之世，礼崩乐坏，忠奸不辨，必由“据乱世”而至于“升平世”，而后可至“太平世”，故未言“三皇”之道。
三王之道，以礼治之；五帝之道，以德治之；三皇之道，以道行之。“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者，先王制礼，以礼致和，小事大事、小人君子，以此可以皆知所“由”。“由”者，遵而从之之谓也。父子删订之《仪礼》谓之“士礼”，君子之礼也。
自“小事”、“小人”而言之，饮食坐卧，待人接物，无不有礼。知之者，谓之为人之所当然，人之所宜然，不以为强制、拘束；不知者，谓之繁文缛节，舍之不由，乃至诬之位“扼杀人性”，此其所以为“民蒙”也，其可哀也夫！
自“大事”、“君子”而言之，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在天地之间，上不逆天道，下不悖地道，而人能尽人道，则三才由此而和，是故人遵人道是为人之礼；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民有民道，各遵其道而无所违逆偏离，则君臣民由此而和。
【3】“以礼致和”非以“求和”。世人有欲舍礼而不行者，乃至有欲废弃礼仪者，乃是因其但知“求和”，而不知“以礼致和”。《易》以“履”为“礼”，遵而以行之谓也。无礼则不知所遵，其所“由”者，必是自知自见、自情自意，此所谓“自由”、“自专”也。
《书经·大禹谟》谓“人心惟危”，惟心正而后，“民”可成“人”，“小人”可成“君子”。圣人“修道”而成“教”，教化其“民”以成“人”，教化“小人”以成“君子”也。不知正道，盲目而行，人皆所不取。凭一己之见，如管窥蠡测，难免成妄行。
生而为人，不知人性人道，则不知天高地厚；人之所思所行，不知天理人情，则不知何以立于人间。圣人先王制礼，乃是指明一“中”道，人能知此者必乐于遵而行之，偏者必正之，离者必归之。有人不行，有时不行，偏离中道，岂能不误己误人？
“有所不行”，是人虽知有礼而不欲行，此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此为“自暴自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是废“礼”以求“和”，此为“缘木求鱼”，甚或“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不孝悌而欲“为仁”，不可得也；无礼而欲和，亦不可得也。
若不知“以礼”，而惟知“求和”，亦即“不以礼节之”。“礼”之所“节”者，“人欲”也。“礼”之所法，“天理”也；偏离“天理”，则生“人欲”。“小人”能节制其“人欲”，则虽有偏离“天理”者而不至于远；“君子”惟有“灭人欲”，方能合“天理”。
“知和而和”者，不免媚世之俗，不免从人之欲。媚于世俗者，以利诱民，由此而难免主张“人欲”，而使民愈益偏离“天理”，至于“上下交争利”，岂能“致和”？从于“人欲”者，轻则如娇惯溺爱，重则如饮鸩止渴，虽名曰爱民，而实则害民，何言“致和”哉！
“亦不可行”者，不可无“礼”而求“和”。若制礼者媚于世俗、从于人欲，则所制之礼为非礼，尤非先生之礼。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既然“非礼之礼”乃是“大人”所不为，圣人先王岂为之也？是故，必以礼而致和，礼不可废，礼不可媚俗从欲。
西汉儒生叔孙通，视高祖意愿而制朝见之“礼”，高祖悦之。如此，则其所谓“礼”，已令“天理”屈从于“世俗”之君，由此而因循至于清代之末，危害日渐显著，诚可谓当初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至于其后之“谬之千里”矣。可不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