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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讲的是“正心章”之中“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志），则不得其正”。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后面的部分。
这一章的全文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浩）乐（le4)，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5】得失有意要取舍，忿懥由此而产生。执于得失则成怒，无意得失心可正。
上次我们说“忿懥”二字，说到了二字的区别，“忿”侧重于有所舍弃，“懥”则侧重于有所取得。但是，为什么朱子解释为“怒”呢？
有所舍，或者有所取，是“怒”的原因；“怒”，是有所取舍的结果。为什么会有“怒”的结果呢？还需要从根源上说起。
因为有所舍，所以，就有欲舍难舍者，有欲舍反而被人强加者；因为有所取，就有欲取而不得者，有与人争夺者。
当此之时，开始会内心有不平之气。一旦有了不平之气，心也开始不正了。所以，使自己无取舍之心，则是“防患于未然”；
一开始就能注意去除已经产生的不平之气，这犹如“釜底抽薪”、“防微杜渐”；如果在取舍的大小、多少上计较，仅仅降低一点标准，则犹如“扬汤止沸”。
已经因为怨气发作，做出了错误之事，能及时悔悟，犹如“亡羊补牢”；如果在暴怒之下不顾一切，却变本加厉，那犹如“火上浇油”、“变本加厉”。
我们的生活，总是处于取舍的选择之中。孟子说过，“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是“利欲”之大小的选择，君子不执着于取，也不执着于舍，因为“君子喻于义”，因为“君子谋道不谋食”。
所谓不执着于取，也不执着于舍，意味着只从义出发，而不从利欲出发。只要符合义，得鱼不以为忧，得熊掌不以为喜；二者均不可得也不以为忧，二者均不可得也不以为喜。
然而，如果君子面临他人得失的时候，只要有决定之权，却应当使该得之人得其所应得，而使不该得而巧取豪夺之人受到惩罚。这同样是义。
在“生与义”之间，如果说要选择的话，君子只能选择“义”。在修养的过程中，会经常面临得失取舍的选择，也可能有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候。
这种选择本身，会是痛苦的，会是艰难的，但是，这种痛苦和艰难的选择，恰恰意味着“君子”与“小人”的选择，也恰恰是修养的过程。
在修养有成的时候，君子就不再是“选择”的心态，而是“义无反顾”。既无“患得患失”之心，也把“生死置于度外”。在此情况下，就无所谓痛苦和艰难。
所谓的痛苦和艰难，都是因为在取舍之间仍然有犹豫或者执着于得失。“正心”是一个过程，“心正”则是结果。如果根本不想“正心”，就永远达不到“心正”。
能担当重任者，必须要“修身”而且“身修”，“正心”则是“修身”之所必须。计较个人生死得失，就做不到“心正”。
【6】恐是担心恶生害，惧是唯恐害及身。危害面前有恐惧，危难则难持正心。
接下来，我们说“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里涉及的是“恐惧”、“好乐”、“忧患”三者。
“忿懥”是或者有意于舍，或者有意于取，那么，“恐惧”、“好乐”、“忧患”是什么意思呢？其中每一项也都是同中有异。
我们先说“恐惧”。《说文解字》用“恐”解释“惧”，又用“惧”解释“恐”，这种方式叫做“转注”。是“六书”之一。
《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说：“仓颉之始作，先有文而后有字。六书象形、指事，多为文；会意、谐声，多为字；转注、假借，文字兼之。”
也就是说，象形、指事两者，都是效仿天地万物人事之“象”而来，会意、谐声（形声）是由“象”组合而成，仍然是“象”。
转注、假借，不是直接用“象”，而是对已有之“象”的转用、借用，让然脱离不了“象”。所以，汉字是用“象”来表达一切。
前四者都比较好理解，后两者比较难理解。什么叫做“转注”？许慎先生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比如“恐惧”二字，都属于“心部”，叫做“建类一首”。
所谓“同意相受”，则意味着“恐惧”二字有意思相同之处，而且相同处多，而不通知处少。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其中的不同之处。
对此，《说文解字注》也没有任何解释，我们这里只能从两个字的构成之象来说。两者既然都属于“心部”，当然都是心的感受。
其不同之处，则是“巩”和“瞿（渠）”的不同。《说文》中的“恐”字上半部分不是“巩”，而是由“工”和“丮（己）”构成的，读音与“巩”相同。
《说文》说：“丮（己），握持也。”加上一个“工”字，意味着专心用力地去“握持”。这样，也就可以理解，“恐”就是心里紧紧抓住某个事情而不放开。
那么，“惧”字是什么意思？其正体写法是“懼”。“瞿”的本义是什么？《说文》说：“鹰隼（损）之视也。”也就是像鹰一样，两只眼睛瞪得很大，紧紧盯住某个东西。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恐惧”的不同含义了。“恐”，是心里紧紧抓住某个东西不放；“惧”，是眼睛盯着某个东西不放。
《说文解字注》说：“《黄帝素问》：‘肾在志爲恐。’注：‘恐，所以惧恶也。’《正韵笺》：‘恐有惊惶之意，惧乃畏怕之实，恐在惧前也。”
由此来说，“恐惧”是对邪恶担惊受怕所造成的；心里放不下邪恶会带来的危害则是“恐”，密切关注会带来危害的邪恶则是“惧”。
如果再进一步来说，“恐”是危害还没有发生就心里害怕，“惧”是危害就在眼前而害怕危及自身。一旦如此担惊受怕，心也就难正，所言所行就难公正。
因此，要想言行都能公正，就要先正自己的心。一旦心中担惊受怕，一旦在乎自身安危，对“义”的坚守就难以做到。
如果说不能“忿懥”是“静”的要求，那么，不能“恐惧”则是“定”的要求。《大学》一开头就说过：“知止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定”。
如果不能“知止”，当然不能做到“静”；如果不能做到“静”，当然也做不到“定”。不能“静定”，当然也就谈不到“修身”。
【7】心中一旦好乐，必有不好与不乐。君子心不存成见，然后言行无偏颇。
所谓“好乐”是什么意思？“好”读作三声的时候，意味着“美好”；读作四声的时候，则意味着因为美好而喜欢。
因为美好而喜欢，同时也就意味着见到不美好的就厌恶。难道这有什么不正常吗？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似乎是正常的，似乎是应该的，但是，对于修养君子之道来说就远远不够了。有志于学习君子之道者，就不应该让自己停留于平凡。
比如说，因为见到长得美的人就喜欢，那么，见到丑的人就厌恶，那还怎么能保持“仁心”呢？仁心在于无所不爱，不会因美丑而有所区别。
比如说，见到青山绿水、风和日丽就喜欢，见到穷山恶水、淫雨霏霏就厌烦，如何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心。
比如，我们不能因为喜爱父母，才对父母尽孝，也不能因为喜爱哪个孩子，就喜欢哪个孩子而厌恶其他孩子。
《左传》隐公元年中，那位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因为庄公出生时难产就厌恶，因为厌恶庄公就喜欢小儿子共叔段，可谓厌恶得无理，喜欢得也无理。
这样无理的厌恶与喜爱，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使很多百姓因为由此而引发的战乱或死或伤，悔恨已晚。
在我们当当职责和义务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只是令人喜爱之事，一定会有很多让我们不喜欢的，那怎么办呢？
君子做事，绝不因为自己喜欢才做，绝不因为自己不喜欢就不做。君子只要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就会尽心尽力去做好。
所谓“乐(（le4）”，是因为甘心情愿去做某事而产生了乐趣，然后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在有了这种乐趣之后，也就意味着同时有了“不乐”。
当我们只愿意做我们乐意做的事的时候，往往就会不去做我们不乐意做的事，或者因为不乐意做就敷衍塞责。
《道德经》说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心里不计较食物甘不甘、衣服美不美、住宅好不好、习俗淳不淳。
孔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因为所乐不在于饮食和居住条件的好坏。
常人能“乐善”很好，能“止于至善”则是君子。君子要“安贫乐道”，在于贫也安心，富也安心，因为所乐的是“道”。“乐道”之“乐”，不在这里所说的“有所好乐”范围内。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是从比较而言的，也可以说是符合一般人的说法，所以，前面没有加“君子”二字。
对于君子来说，不仅要“知之”，而且要“好之”；不仅要“好之”，而且要“乐之”；不仅要“乐之”，而且还要“不沉溺于所乐”。
《四书章句集注》引张敬夫曰：“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乐者嗜之而饱者也。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
比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到它能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正道，毕竟还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做外在的东西；
说是爱好中国传统文化，只是对此感兴趣而喜欢了，但是，一旦真正读经，就因为感觉枯燥无味而不爱好了，一旦修养君子之道，就知难而退，那就难以持之以恒；
一旦深入其中而自得自乐，却因此排斥、贬低、攻击其他，就又是一种偏颇了。君子之心，所当存的是仁，所当遵的是道。
“正心”虽然还不是“天心”、“道心”，但是，却要不违“天心”、“道心”。如果有了“好”与“不好”之心，如果有了“乐”与“不乐”之心，就达不到“正心”。
“人心”有所偏颇，则不是“仁心”；人能通过修养，达到永远不因外在事物的影响而偏离“仁心”，然后“人心”才是“正心”。
《道德经》中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饿)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君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所说的“天下皆知”的“美”和“善”，是与“恶”相对的“美”、与“不善”相对的“善”。圣贤君子不是“止于善”，而是“止于至善”。
“至善”者，不因“美”与“恶”、“善”与“不善”而心中先有成见。一有成见，则必然言行有偏颇，当然也就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