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友好！今共学《论语》之群有139。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此为君子之道，非小人之说，因此，应邀方来，不喜则去；愿学者来，不愿者避。非欲为师，但愿共学。使用文言作解，为使共学朋友将来能自己读懂经典注解。
2.4子曰：“吾十有【同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夫子十五岁而志于学，非谓十五岁之前不学也。《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所谓“陈俎豆，设礼容”，意谓陈列礼器，仿效行礼之仪容。《史记》称之为“嬉戏”，然而，若非平时关心此事，若心中不喜此事，亦不可能效法。
夫子十五岁前之所学，吾无法得知。朱子《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小学”者，谓众人之所当学，使之知人之所须知、人所须能。
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所学者乃是“大学”。朱子曰：“及其十有五岁，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通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由此可知，“大学”是众人之可学，而学不学则在其志。
以“小人之道”自足，而无意于“君子之道”，是无上进之心者，则虽教之以“君子之道”亦未必愿学；愿学“君子之道”而其志不立，则虽学“君子之道”亦难以有恒，而常常难免“一曝十寒”，或“畏难而退”，或“半途而废”。是故惟有志于学而后可有恒。
【2】王阳明先生《示弟立志说》曰：“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是故无志不足以成学，“志于学”而后能定此心之所趋。
志惟自立，非由他人诱使胁迫所能立者。钱穆先生说：“孔子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信哉斯言！立志于圣贤君子之道，而后能学圣贤君子之道。
有志，然后能有所守，知所趋。守此志也，趋此志也。于圣贤君子之道而言，能“志于学”而后可以有“立”，而由“志”而至于“立”亦须持之以恒、永不懈怠。夫子十五“志于学”，至于“三十而立”，十五岁之久也。人或五十“志于学”亦不为晚，否则，终不能“立”。
志者，士之心也。“士之心”是何心？“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之心也。心不在仁，而在名利，则非此所谓“志”也。立志于圣贤君子之道，而所学非圣贤君子之道，若非“误入歧途”、“歧路亡羊”，则是“南辕北辙”。圣贤君子之道，非驳杂之学可拼凑积累而可成者。
【3】由“十有五而志于学”，何以至于“三十而立”？船山先生曰：“岂但讲习讨论，储以待三十而行之，如苏秦之习为揣摩，须羽毛丰满以高飞乎？”是故此所谓“学”，非离群索居而“学”，非“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而必习而行之于父兄朋友。
“志于学”则有所守、知所趋，而“立”则在于能守能趋，而心思言行再无所退转。由“不学礼，无以立”而言，则“三十而立”在于心思言行无不合乎礼，亦即凡合乎礼者，则遵其礼而毫无犹豫，更无退缩背叛，是所守坚定，所趋不渝。
经十五年而“立”，是已“立”也。朱子曰：“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意谓既“立”之先，则固守其“志”，其遵“礼”而行，是“有意而为”；既“立”之后，则所守在“礼”，其遵“礼”而行，非“有意而为”，乃是自然而然。
尝闻真一道子先生曰：“常见有径言‘无为’者，而不知必先‘有为’而后能‘无为’。‘学而时习之’，习之既久，则可成习惯；习惯而后方能成自然。”由此而言，自“志于学”而至于“三十而立”之间，如“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既“立”而后为“君子”。
【4】既“立”于“礼”之后，心思无不“诚”矣，言行无不合乎“礼”矣，然非能无惑。惑与疑不同。心有所不定，谓之 疑；心有所未明，谓之惑。既“立”之后，不疑于道理，而疑于己之未明、未达，不然则不可谓之“立”。
惑自何来？世俗之人，世俗之事，纷繁复杂，多有不同于圣贤君子之道者，何以有背离圣贤君子之道而能成功者？何以有遵从圣贤之道而有失败者？圣贤君子之道如此博大精深，何以有人勤行，有人取舍，有人讥笑？我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何以常有与世俗格格不入者？
如此之类，或可以学以问而得其解，此谓“解惑”；必至于己心明之通之，不待于己心之外而求解，然后谓之“不惑”。万事万物，各有其理；世人之德，必有不同。既明其理之所同，既明人心之所同，然后能明事物之当然，亦能知何以有不然者，则“不惑”矣。
“不惑”在于“知事物之当然”，如船山先生所云“纯乎理而无间”，而非“于事物无所不知”。“为政”之人，所遇之人必千姿百态，所遇之事必千变万化；明待人之理则可善待任何人，明处事之理则可以处理任何事。理明而不惑，乃是个人修养。
【5】朱子曰：“知之明则无所事守矣。”何以“无所事守”？理既无不明，则理永驻于己心，不必守之亦不失，惟由此理而行之。若必守之方能保其不失，则所行必有迟疑不决者，是未至于“不惑”之所致也。守者，守其内；内外未能一致，无由以“知天命”。
“不惑”，在于“理无不穷”；“知天命”，在于“性无不尽”。“天命”何以与“性”相关？《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由天地所生，又生于天地之间，人道之使命自然由人担当。天地生人之时，即已赋予人以人性，亦即人之使命。
人惟有尽其性，然后能担当起其使命。然而，人之于世间，有时，有位，又有天运。在天地之间，惟有在其时期位，顺应天运，尽己之性，如此而已，此为己之所以然者。而事物亦因时位之不同，天运之不同，是故人之所行必有困厄，乃至“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
钱穆先生曰：“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能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知天命，而尽性以担天命，此是人之所当然，成败与否则在于天。
【6】圣贤君子之修养，愈进愈难以为众人所知，乃至有无人可知、虽讲解而不能使人知者，如夫子自云：“知我者，其天乎！”君子固当“人不知而不愠”，而不可“不知人”。人之本心本性固然相同，而其心思言行错综复杂则难以言表、难以数计。
耳闻人之所言，目见人之所行，有所不同，乃至相反，亦是当然。自其相异者而言，宇宙间岂有截然相同之二物？强其不同以求同，或以某物为准而量他物，则耳闻不同之生必有顺逆，目见不同之物必有好恶。有顺逆，有好恶，则非“耳顺”，亦不能达于“恕”之至。
“耳顺”，非无是非、善恶之辨，乃是心明其善恶，亦知其善恶之所以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之覆，地之载，日月之照，非有思虑而能然。人之“耳顺”，亦非思虑所能然。是故朱子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钱穆先生曰：“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感其有所违逆，于是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
【7】“耳顺”者，非顺于耳，乃顺于心。闻人所言，见人所行，能自然明辨，而无所龃龉拒斥，皆由己之心性无不明。进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由“心”而言，实则由“性”而言，而其“心”已是贯通“人心”、“道心”之“天心”矣。
何以言“心”而不言“性”也？“心”主于“性”，而应事者在“心”而不在“性”。事来而“心”应之，所应无不尽合于“性”，则亦不不合于“天”。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夫子以“欲”而言，“欲”者，心之动也。若太极之有阴阳，阴阳之运化不息，而无非太极。虽由太极而至于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亦无非太极。所谓“心即理”之说，必由此“从心所欲不逾矩”而言方可。若未至于此，则不可遽言“心即理”。
夫子以“不逾矩”而言，其“矩”可包举“规”，犹“耳顺”之“耳”可包举“目”。钱穆先生曰：“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而不言规，更见其谨言。……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
【8】钱穆先生曰：“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然而，须知，《论语》非夫子之传记，乃是示人学习以修身、为政以行道之书，是故学儒之士，不可旁观、评判以待之，而当以此自勉。
夫子由十五岁言及七十岁，是夫子之自述，“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学者之学与修，固当由此而知循序渐进，而莫躐等躁进，亦不可过重于年龄。若非“十有五而志于学”，必无“三十而立”；三十而终究不“志于学”，虽七十亦无以“立”。
钱穆先生说：“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己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
夫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不宜以此言为虚伪之言。人而不能“志于学”，或所学非圣贤君子之道，无由达圣人之境；不认可夫子之为圣人，必以私意取舍圣人之言，亦无由达圣人之境；认可夫子之为圣人而己不能及，则是自己画地为牢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