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8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1】何谓雅言？有数家之解。其一，何晏先生注曰：“雅言，正言也。”由此而言，“雅言”即“雅正之言”。《诗经》与《书经》之诗文，或“言志”，或“载道”，皆是圣贤君子之言，夫子言之，必然毕恭毕敬，故言辞必典雅庄重，而不用俗言俗语也。
其二，朱子另作新解曰：“雅，常也。”因为《诗》乃是用以调理“情”与“性”，节“情”二不至于违“性”也；《书》乃是用以指导政教之事，或遵循尧舜之道，或尧舜文武之道；礼乃是使人能知人生德行之节。是故，夫子常言此三者。
其三，钱穆先生曰：“故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犹今称国语，或标准语。”说法不止于以上三种，譬如，《说文解字注》又说“素”亦是“雅”字引申之义。各种说法之间是否可以贯通，或应如何取舍，须慎重求之。
“雅”之本义，是鸟类之一种，故“从隹（音追），牙声。”何以有如此几种说法？盖“雅”字，俗写作“鸦”，其毛惟有黑白二色，由其白色而言，可谓之“素”，进而又以“惟有黑白二色”亦谓之“素”，再引申，则无荤无腥之菜亦谓之“素”。
“雅”字何以又解为“常”？从“雅”字中之“牙”与“隹”之象，皆无法引申出“常”字之义，因此，或许“常”乃是再由“素”引申而出。“素”之所以为“常”，首先在于蚕丝之长（音常），而且始终如一、始终不断，所以有“素常”、“经常”之辞。
“雅”之所以为“正”，盖有二源。一则源于惟有黑白二色之朴素，由此而有“纯正不染”、“天然去雕饰”之义。如若杂有“巧言令色”、“辞藻、格律、机巧”，则可谓不雅不正。是故，道君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夫子曰：“辞达而已。”
二则源于“牙”之象。按《说文解字注》，“牙齿”之中大且壮者谓之牙，与今之所谓“牙齿”恰好相反。人之“牙”，有上下两排，排列自然整齐，上下相合。由此引申，则所言发于诚善之心，所言无不合乎诚善之心，即此可以谓之“雅正”。
为何说“西周人语称雅”？此是从夫子所处时代之官方规定言辞与语音。由此而引申为，历代官方规定之言辞与语音，似乎皆可谓之“雅言”，与“俗言”、“方言”相区别，然而，后世官方规定之言辞与语音，谓之“国语”、“当代之标准语”则可，未必是“雅言”。
简言之，概言之，“雅言”至少不是“俗言”、“方言”。“俗言”则未必“雅正”，“方言”则多有不同。严格而言之，“雅言”之言辞与音韵必雅正，其言辞之义亦必雅正。“雅言”未必是文言文（书面语），“雅言”多体现于文言文之中。
【2】“子所雅言，《诗》《书》”，谓夫子读《诗经》与《书经》，以及讲解之时，言辞与音韵皆用雅正之言，而不用“俗言”，亦不用“方言”。何以如此？盖发心不敢不诚敬，读音不敢不雅正，讲解不敢有丝毫亵渎也。
何以读经、讲经必须雅正？真一道子先生尝曰：“经文皆古奥，心不正者，不能得其解。”以小人之心读经、讲经，岂能知圣贤君子之心？其所读所讲者，虽然是“经”，然而，读之所得、讲之所言，必非“经”之义。
讲经，必有人听之。然而，讲经不同于平时讲话，更不同于讲故事。夫子曰“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便是“畏圣人之言”。因为不敢不敬畏，是故不敢戏言，不敢用俗言。讲经固然希望他人能懂，然而，不可为使人听懂、爱听，而用俗言俗语，更不可用戏言戏语。
人生于地上，人能修德以近天，而不可使天近人；人能弘道，而不可屈道以弘人。讲经之言雅正，可以通俗，而不可庸俗。庸俗者，屈经、亵圣而取悦于人也。未闻媚俗而能传道者也。《中庸》曰“不诚无物”，不诚岂能成人？《仪礼》曰“毋不敬”，不敬岂能有礼？
由此而言，则“子所雅言”，非仅仅《诗》《书》而已，凡是往圣先贤之言，夫子无不用“雅言”。未言《礼经》《乐经》《易经》《春秋》者，或许当时尚未删订而成，或许以《诗》《书》泛指其他经书。总之，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必诚敬方可。
【3】解“雅言”为“常言”，是“时常所言”之义。夫子时常所言者，《诗经》与《书经》也。《诗经》者，言圣贤君子之志也；《书经》者，言圣贤君子“修齐治平”之道也。无圣贤君子之志者，无圣贤君子之行；不知圣贤君子“修齐治平”之道者，不能修齐治平。
是故，陈祥道先生曰：“不言《诗》《书》，则无以教人。”夫子常言《诗》，是教人有圣贤君子之志，即“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也；夫子常言《书》，诗教人行圣贤君子之道，由此而能“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也。
世间读诗、作诗者，往往陷于情而失其理，乃至既无情亦无理，读诗或如玩赏古董，作诗或如雕琢辞藻而成高级文字游戏。如此则终究不能有圣贤君子之志。世间读书、作文者，往往旁观热闹、从旁议论，或抒一己之情、发一己之见，如此则终究不能行圣贤君子之道。
解“雅言”为“国语”、“普通话”者，固然非无可取之处，然而，须知“国语”、“普通话”未必是“雅正之言”。譬如以今之所谓“现代汉语”，不可用以解说经典。譬如，“现代汉语”所谓“政治”、“经济”、“自由”、“民主”之类，皆非中华经典之义。
再者，今之“现代汉语”，乃是“我手写我口”之产物，而发起“我手写我口”者，本来即是以“反传统”为宗旨者。“口语”，或曰“白话文”，本自无罪，古人即是书面语与口语分开，然而，产生于“反传统”与“西化”前提下之“白话文”，却多非“雅正”。
“雅言”之关键，不仅在于言辞、音韵之雅正，更在于言辞之义雅正。譬如“政治”，惟“以正致正，由此而使国治、天下平”，方可谓之“雅正”；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是“雅正”，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则非“雅正”。
【4】所谓“执礼，皆雅言也”，异解亦颇多。或解“执礼”为“执行礼仪之事”，谓夫子只是记诵其礼仪形式，而据之以行，不常言之、议之、论之。此是以“雅言”为“常言”。倘若如此，何以有《礼记》之文也？是故，此解似有所未妥。
或解“执礼”为“执守其礼，非徒诵说”，是故亦不“常言”。由此而言，礼仪，在于执之、守之、行之，而不在于议论、讲说，非不可讲、不可说。是故，《仪礼》但记礼仪，而少有议论；《礼记》则是解《仪礼》之所以然，非为议论、讲说也。礼而不行，非礼也。
若解“执礼”为“礼仪之执行”，解“雅言”为“雅正之言”，则谓夫子于行礼之时，但凡有言，则必用“雅正之言”，而不用口语、俗语、方言。譬如，今行“释奠礼”时，仍言“搢笏”、“诣盥洗所”、“诣酒尊所”、“奠帛”，而不改用白话口语也。亦可取。
陈祥道先生曰：“不言礼，则无以明分（音份）。”是故，夫子执守礼仪而行之，不敢改易，不敢议论，惟遵本分而行之。所谓“明分”，即于此时、此位、此人之所当言、当行。有此，方有序。然而，《议论》可以通行于古今，非世俗社会历代之所谓礼也。
总之，无论是读讲《诗》《书》以及“四书五经”，抑或是执行礼仪之事，皆不可不发心于诚敬、表现为庄恭。夫子常言《诗》《书》与“执礼”之道，因三者关乎“日用之实”，若无此三者，或三者不能完善，则不足以及于言及其他。
陈祥道先生曰：“子所雅言者，《诗》《书》也；执而不敢议者，礼也。言《诗》《书》而不及《乐》与《春秋》《易》者，盖德不全者，不可道之以《乐》；志不定者，不可发之以《春秋》；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