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53：《论语·颜渊》023（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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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樊迟退，见子夏曰：“乡【通向】也，吾见（音现）於夫子而问知【通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音高摇），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8】樊迟问仁，夫子告之以“爱人”；樊迟问知，夫子告之以“知人”。然而，樊迟未明践行仁智之方，是故，夫子又告之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未再问而告退，然而，仍旧有所未达，故见子夏而请教“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之义。
“樊迟未达”，是未达“仁智之方”；“樊迟退”而未达者，何也？由其所述之言可知，一者，以为夫子单就“知人”而言，而非兼言“仁智”；再者，以为夫子单言“知人”而不言“知物”，有所不备；三者，以为“举直”不如“举贤”。
若未能“见性”，则难免分“仁智”为二，犹如只见“阴阳”而不见“太极”，须知“太极”中之“阴阳”方是“阴阳之正者”，且“阴阳”就在“太极”之中，“阴阳”亦不过是“一气之转”。未能“见性”，不是过错；但须“崇德，修慝，辨惑”以“修心养性”。
在“知人”与“知物”之中，能“知人”方能“知物”，纵然能遍知天下万物，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不知“人人有所不同”，不知“人人之所以不同”，不知“如何待人”，岂能谓之“智”？惟有尽己之性，然后能知人之性；能知人之性，然后能知万物之性。
若不能辨别“直枉”而“举直”，则其所谓“贤者”未必是“贤者”，如何能“举贤”？“举直”之“极致”则是“举贤”，且可以尽可能避免所举之“贤者”非“伪贤”。何也？“直者”未必是“贤者”，“贤者”必是“直者”；“枉者”未必“不肖”，却必“不贤”。
【9】樊迟既言“乡也”，则可谓“樊迟退”之后，尝思之以求其解，却未能得其解，故而见子夏而请教。“乡”者，“向”也；“向”者，“此前、以往”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者”，学者能思而自求其解，不得其解而后能问，是学者之所宜也。
子夏所闻于樊迟者，惟“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之言，然而，所答者未局限于“智”，亦未局限于“举直”。子夏所言“富哉言乎”，可谓既能从中见其仁，亦能从中见其智也。见仁见智，非止于口言文字，必会于心而呈现于言行，即“真知必真行，真行必真知”。
夫子弟子之中，惟子夏有经典文本而近乎全，且尝于西河讲经；汉朝之为经典作注解者，几乎无不可溯源至子夏。是故，子夏之于经典之传、经典之解，可谓其功伟矣。然则，何以子夏终止于“七十贤”而未进于“圣”？能“传经”而未足以“传道”也。
“经”固然可以“载道、传道”，但“经”终究非“道”。“道”必“自得之”而后可以“传”，是故，能“知道”而未能“得道”，或能“传经”而不能“传道”；倘若未能“见性”，则虽“传经”亦难免于误解、曲解、不解。是故，夫子之后，惟颜曾思孟四圣能“传道”。
自颜曾思孟四圣之后，注解经典者不计其数矣，至今之世，从事于此者尤其众多，宗来如今亦厕身于其中。倘若只是以己之意想而解经典，则其所谓“传经”亦成“传我”；倘若只是解得经典文字之义，而不能“修心养性”以至于“得心应手”，终究不能“自得之”。
【10】“舜有天下”者，“虞舜居王位而德至于帝”之时也。“汤有天下”者，“商汤居王位而德至于万民归往”之时也。其所谓“有”，非“私有”也，是“在其位而有其责”也。“皇帝王”三者，可以通称之为“王”，析言之则又有别焉。
以道治天下者谓之皇，能贯通天地人者是也；于三皇之中，伏羲氏为首，神农氏次之，轩辕氏再次之。以德治天下者谓之帝，能德合天地而天下归往者是也；于五帝之中，少昊金天氏、帝喾高辛氏、颛顼高阳氏近似之，而帝尧陶唐氏最善，帝舜有虞氏次之。
修心养性而成德，其言其行成其功，如此而谓之王，能使万民归往者是也；夏禹始之，商汤继之，周王成之；周王之中，文王始之，武王继之，周公成之。经典之中，及乎“三皇”、“二帝”、“三王”、“二伯”，但所祖述者称尧舜，以为宪章者举文武。
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称其道也，非纪其事也；然而，事可以显道，事未必皆合于道，夫子之所称者，皆合道之事，借事以明道也。“三皇之道”见于《易》，“二帝之道”见于《书》，“三王之道”见于《书》与《诗》，《春秋》则借“二伯”之事以载道。
经典所载，皆为载道，故而凡与道有所不合者必不在经典之中，是故，不可以为经典乃是史书。经典所载，皆为以往圣贤君子之言行，以其言行而使人能明圣贤君子之道；人与天下之正道古今未来无二，人人相同之心性可通贯天下人人。
【11】帝舜“选于众”，商汤“选于众”，皆“举直”之事也。帝舜“举皋陶”，商汤“举伊尹”，皆“举贤”之事也。“选于众”而后“举皋陶”、“举伊尹”，皆于“直者”之中而“举贤”，并非“皋陶”与“伊尹”之外者皆“枉者”，亦非此外无“贤者”。
是故，“举直错诸枉”必“选于众”，而“选于众”则须“举其直者”，非“弃其枉者”，只是“不举枉者”而已；“举贤”必“举直者中之贤者”，非“弃其不贤者”，只是“不举不贤者”而已。由此方可有“不仁者远矣”之效验。
若帝舜、商汤者，“为人君”之象也；“为人君，止于仁”，“仁者”无“弃人之意”，但唯忧“人之自弃”耳。倘若“为人君而不仁”，则其所选者未必能是“直者”，更未必能是“贤者”。“错诸枉”者，使“直者”而引导“枉者”，使“贤者”觉“不肖”也。
若皋陶、伊尹者，“为人臣”之象也；“为人臣，止於敬”，其“敬”在于唯恐己之“不直”、“不仁”也。倘若有所“不直”，则难免有意无意而生误民欺君之事；倘若有所“不仁”，则难免虽是好心而生误君误民之事。是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子夏未言“能使枉者直”，而言“不仁者远矣”，是从“举贤之效验”而言。“能使枉者直”，“能使贤者居尊位”，皆“仁者”之心也，亦是“智者”之举也。倘若“弃枉”、“弃不贤”，则非“以中养不中，以才养不才”之义，更非“仁智”之道。
是故，所谓“不仁者远矣”，是使“仁者”得以居尊位、得其志、行仁道，而不使“不仁者”居尊位、逞其意、行奸邪也。“仁”在于“心”，必由“智”而行；“智”在于“性”，必显于“仁”。使“仁者”得其位，“仁”且“智”也，性主其心也，心行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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