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座稿189：《宪问》004（20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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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同逊】。”}
【1】“邦有道”者，谓士君子在其邦国之中，或得其君之任而可以行正道；或其邦之君虽不能任贤，却可以允许学正道、行正道。士君子于此时，如物值春可生，值夏可长，值秋可收，值冬可藏。如此者，正道之言可言，正道之行可行矣。
“邦无道”者，士君子欲遵正道而行，但本邦无法行正道，强欲行之则虽死而道终不能行；或其邦国之内，既已是非颠倒，正道之言反而获罪，正道之行必有险阻。士君子于此时，如行走在狂风骤雨之中，如航行于狂澜巨涛之上。如此者，正道之言行或危及其生命。
此章但言士君子之言行，而未言士君子之心性。心性是身体之主导者，身体是言行之落实者，是故，身体介于心性与言行之间，然而，言行与身体皆以心性为本源。士君子之所必守者，本心善性也，心性之与言行，犹如日月之与光热。
本心善性，虽人皆有之，然而，本心易于偏失，善性易被蒙蔽。若偏失是因私情而产生，若蒙蔽是因私欲所导致，则其德未至于士君子之境；若本心未因私情而偏失，若善性未因私欲而被蒙蔽，而言行有所不得已者，非士君子之过也。
【2】“危言危行”之“危”，何谓也？《说文解字》曰：“危，在高而惧也。从厃（音围），自卪（音洁）止之。”其“从厃”，谓人在高处，如在屋檐之上，如在高岩之上，稍有不慎，稍有不正，则有跌落之险也；“自卪（音洁）止之”，谓自我节制而端正自立也。
然则“危言危行”，谓“邦有道”之时，可言可行，但必谨言慎行，且唯恐偏失本心、蒙蔽善性而导致偏离正道也。可言可行而不言不行，是一偏；言行不谨慎而妄言妄行，亦是一偏。惟有“危言危行”，方能“自正正人”，“独善兼善”。
“邦无道，危行言孙”，先言“危行”，且与“邦有道”时之“危行”相同，是行其所当行且能行者也。士君子之行，无论“邦有道”或“邦无道”，皆行其所当行且能行者；所不同者，在于“邦有道”时如晴空之日，“邦无道”时如云外之日，无不放其光热。
“邦有道”时，士君子之行也，可以由“独善”而至于“兼善”，犹如晴空之日光可照者远且明亮；“邦无道”时，士君子之行也，可以“独善”而难达“兼善”，犹如云蔽之日光所照者近而略暗。士君子之心性无所改易，如日之光热无所改变。
【3】明儒张岱先生《四书遇》引李卓吾先生之言曰：“‘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无道’，‘言孙’在‘危行’之后。‘危言危行’，‘危’字在‘言’字之上；‘危行言孙’，‘孙’字在‘言’字之下。多少斟酌！多少变化！不可不知。”
“邦有道”则“危言”在“危行”之前，是自然之序，且有言而必行也；“邦无道”则“言孙”在“危行”之后，是必有行而不必有言也；“危言危行”之“危”在“言行”之前，是言行必谨慎且端正；“言孙”之“孙”在“言”之后，是若不得不言亦必“卑顺”也。
“言孙”之“孙”，其义同“逊”。朱子曰：“孙，卑顺也。”谦恭而不敢自高自大，谓之卑；顺从本心善性而应对他人外物，谓之顺。士君子之卑，非自以为卑下，多闻而少言，不得不言亦不尽言，点到为止且不强言；士君子之顺，非顺从世俗邪非，心性自明而已。
“邦无道”之时，何以“言孙”？如《诗经》所谓|“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也。士君子于其行也，当仁不让，当义不辞；“邦无道”则“言或招罪”，故有其行而不必有其言，必言亦不强言，非畏惧“死罪”而舍弃仁义，是“不立于危墙之下”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所谓“以道殉身”，以身行道也；所谓“以道殉身”，遵道而行也。“既明且哲”，明德守道也；若无“既明且哲”，而惟知“以保其身”，非圣贤君子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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